我是如何成为女权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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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微信公众号“女权之声”的征文，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决定写一篇文章记录下自己对性别平权问题的认知史。从关注女权主义到成为女权主义者，这是非常美妙的过程。希望每个人都是女权主义者。

作为一个男性，发现自己对女权运动有这么大的热情，是一件很稀奇又难得的事情。我珍惜自己对女性的同情和关怀，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女性依旧遭受着各式各样的压迫，不要说出歧视女性的话，不要做出歧视女性的事。对女权的关怀，一方面来自身边女性的遭遇，一方面来自几位朋友的指导，剩下的，可能要归于上帝赋予我的天性了。

我父亲来自东北农村——那块对女性的歧视和迫害尤其严重的黑土地。母亲跟随父亲回东北老家时，会被婆婆（我的奶奶）要求吃饭不能上桌（男人们在大桌上吃饭、女人们坐在厨房板凳上吃）、吃掉濒临变质的蛋糕和剩菜、早上4点就开始为5点多才起床的男人们准备早餐等等。我母亲作为南方人，对东北恶劣的卫生环境和农村里尤为严重的性别歧视深感厌恶，由此在后面的若干年内和我父亲爆发过无数次严重冲突。

若干年后我有了女友，有一次女友问起我当年养的小狗为什么取名叫“三宝”，我说“因为在家里我是第一宝、我爸是第二宝，所以小狗就是第三宝”……一瞬间眼前突然浮现出当年给小狗取名字时候的场景，我的母亲笑吟吟的看着我们将这只小狗的名分排在了她的前面，她在家中的地位竟沦落至此。我突然意识到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我和我父亲都并没有将母亲的身份与我们并列，对女性的歧视贯穿于整个家庭三代人之中。

家庭中尚且如此，家庭以外的环境，对女性会有多恶劣呢？

我仔细问过第一个女友关于她在公共场所被性骚扰的细节。一方面想了解这种女性体验，另一方面对骚扰者感到好奇。那时候的我还不会对这种行为感到非常气愤，认为性骚扰这事像是踩了狗屎一样运气不好而已。后来有新的女朋友们，也都会问一问他们是否有被性骚扰的经历。加上其他一些朋友，我身边女性中遭受过性骚扰的比例接近100%。中国女性被骚扰的实际比例不得而知，我看其他人做的调查中，有达到60%的，并且其中依然有很多不愿意吐露实情、甚至压根没觉得自己受到过性骚扰的女性。

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前夕，我阴差阳错选择了郭夏娟教授做论文指导老师，开始读她的《为正义而辩：女性主义与罗尔斯》。那时开始，才正式的将女权主义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塞进自己的大脑。并从此在日常讨论中常常提起性别话题。

涉足公共讨论至今，我在与他人交流女权话题时遇到最多障碍的，其实并不是那些直男癌——直男癌往往是可以治愈的——而是各类异议人士。我无意去贬低他们的作为，事实上我是他们之一。然而人们在追求公义的时候，往往会自我赋予更高的优先级。例如被提起最多的话题是“人权都还没有，谈什么女权”“女权是从属于人权的”——人权既然囊括了女权，你们这些女权主义者为何总想弄个大新闻、把我们批判一番、妨碍我们争取人权？

事实上，男性异议者的主要对手是政府，而女权活动家面对的则是包含政府、人民、市场、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元素，想要实现女权，就必须攻占每一个堡垒。有了人权，中国人就不再只想生儿子了吗？农村女孩就不会身上扎着几十根钢针被取名叫“招弟”了吗？继承家产时候女人就不会被当做外人了吗？女性CEO的比例就会上升到50%了吗？这些悲剧的核心并不是女人没有人权，而是女人们既没有被当做人，也因此缺乏能力与男性竞争。

100年前，梁启超在《人权与女权》中讲：

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有价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实自觉自动的程度何如。……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知识能力上力 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

100年后，我们再拿出来说，依然是这样：女人，一定先拿自己当人，然后做个强人，才能跟男人平起平坐。这也是我对女性的衷心祝福。

我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在人生的前20年，我作为一个直男癌患者伤害过身边的女性，还好运气不错竟然醒悟。我希望自己以后能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女儿，在她们离开家庭征服世界的时候做她们的盾牌。那将是一个男女权主义者的莫大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