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rlet
2018-11-01T00:17:52.000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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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写这篇序的缘故，仔细阅读了奥利弗·萨克斯的生平，发现其实我早就与他有些联系。萨克斯的研究理念，可以说师承苏联神经科学家鲁利亚，而这位前辈，曾经因为在大脑皮层功能研究领域的探索性研究，被我三年前的博士论文多次引用。
四五十年前，关于神经系统可塑性的研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深入，大脑内“神经线路”的联系，一旦固定还能否改变，还没有一个笃定的结论。鲁利亚和萨克斯认定大脑有“卓越的可塑性、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些“不仅仅是在神经或感知障碍的这种特殊（而且经常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下才会出现”，他们主张不单单要面对来问诊的病人，更要看到处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病人。这些见地，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谓先锋。
萨克斯和鲁利亚的交情，始于1974年前后的一段通信。那年萨克斯在挪威的一个边远山区，遭遇了一头愤怒的公牛，情急之下他急转逃生，一脚踩空，左腿肌腱断裂，神经损伤，造成了严重的残疾。他慢慢发现这条腿仿佛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奇异的遭遇让他以一个病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他将之称为“医学的机缘”。正是因为这个机缘，他和鲁利亚讨论起人体的整体机能，关于个体和环境的联系。鲁利亚鼓励说“你正在揭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样的信件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萨克斯的这段遭遇，后来被写成《单腿站立》一书，于1984年出版。事实上，从1973年起，他就开始以亲身的医患经历，写作了一系列的“医疗轶事”，《觉醒》、《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些都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他将病患案例文学化，将虚构与真实融为一体，饱含同情，着力描写患者的各种身心体验，给读者打开一道通往奇异世界之门。这一系列的书，获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萨克斯目前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顶尖医师的同时，也成为了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被称为“脑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的书中描写了很多例“病感失认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由于中风或其他原因，病人可能无法辨认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觉得那是别人的。他们会在火车上指着自己的手对邻座说：“对不起，先生，您把手放在我膝盖上了。”即便被旁人提醒，这些可怜的病人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身体的错误感知，有时会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记得英国《卫报》曾有个记者写到自己的遭遇，他有天早晨起来，感觉“自己跟电视机遥控器一样高”，“脚陷进了地毯里”。此后，他时不时被猛然抛进童话世界：手指变得有半里长，走到街上，路旁的车看起来像威尔士矮脚狗那么大。有时办公的时候，身体突然缩小，椅子变得好大，感觉自己就好像走进了仙境的爱丽斯。还记得阿兰·德波顿描写过一个家伙，他把自己当做一个煎蛋，始终不敢坐在椅子上，后来有个朋友出了个招，在椅子上放了块面包。如此，他终于肯把自己像三明治一样放在椅子上了。
萨克斯将神经病学的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写进书里，既轻盈又沉厚。本来，神经病患，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类与自己很少发生关联的遥远而陌生的群体。萨克斯以客观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与他们交流，在书中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那是另外一个伟大而奇异的境界。每一个患者，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世界，有着我们未必能够达到的宁静和辽远，甚至是通透。
每一本萨克斯医生的书都可当做非常精彩的医学传奇集。《错把妻子当帽子》展现了24个脑神经失序的患者，这本书大多数讲述的是“白痴天才（或称白痴学者）”的事迹。这些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诉我们，“病”这种东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适与疾病，会产生出另一些发展、进化与生命的形态，激发出我们远不能预料的创造力。普通读者能通过阅读这些故事感受到人类心智活动的繁复和奇妙，更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与人生。《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描写的则是另一种“变形记”。书名同题文写的则是一位自闭症患者、杰出的动物行为科学家谭普·格兰丁。一方面，她有韧性、真诚、坦率、非常敏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病症带来的情感缺陷，使得她在感知情绪时会有障碍，在社交中常感困惑。文中也提到阿斯伯格综合征——因为去年的一部动画片《玛丽与麦克斯》 而让影迷们熟知的病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的关系，学界尚不是很清楚，两者有类似的症状，例如人际交往障碍、刻板、重复的兴趣、自我中心。然而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更不易被发现，他们在外在表现上很难与正常人区分开。影片中的麦克斯就是一个四十四岁的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擅长交际却又渴望温情。我们自认为是正常的地球人，将这些病人视为“火星人”，其实我们又何尝不被他们当做是“外星人”呢？又何尝不处处表现出怪异的举动呢？这正是萨克斯想告诉读者的。
萨克斯的“小说”谈的不仅仅是猎奇的故事，他探讨的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超越我们现有认知的关系，他希望“火星人”与地球人相互了解，相互表达。这是萨克斯文学的珍贵之处，也是中信出版社这套书的珍贵之处。
姬十三（科学松鼠会创始人、神经生物学博士）
帕斯卡尔认为：“作者最后写入书中的内容，其实应该放到开篇。”的确，我就是在撰写、整理并编排了这些奇异的故事之后，才选定篇名和两段引言的。现在，我该好好检视自己的成果和目的了。
引言中的一语双关以及两者的对比，其实就是麦肯齐所说的医生和自然学家的不同之处，这恰好与我的双重身份吻合：我觉得自己既是自然主义者，又是一名医生，对疾病和人类怀有同样的好奇心；也许，我可以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是个理论家兼剧作家，同时被科学与浪漫的情怀深深吸引着，也不断在他人身上看到这两点特质。不可否认，动物也会患病，但只有典型病症的患者才会兼具科学与浪漫的特点，深陷其中的病人尤为突出。
我的工作和生活都与病人休戚相关，患者和他们的病情促使我不断思考。若非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我可能不会想得这么深刻。通过这些思考，我提出了和尼采同样的疑问：“说到疾病，我们不禁会问，没有它们我们还活得下去吗？”之后，我不断思考这个问题背后的自然规律。我的病人给我抛出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常常让我重新审视病人。于是，下面要讲述的故事和展开的研究，便自然而然地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疑问。
既然是作研究，如何又能讲故事或谈病例呢？希波克拉底提出病史的概念，认为疾病从发端到严重再到陷入危机，乃至最后恢复健康或不幸丧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他引入了病历，也就是对疾病的自然发展过程进行描述，“病理①”一词的原意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观念。病史虽然也是自然史的一种形式，但它告诉我们的不是某个人的经历、外貌，或他与疾病的抗争史，它不涉及患者本身，就算提到患者时也总是一笔带过（比如：第二十一对染色体白化病女患者），同样的话既可以形容人，也可以形容老鼠。如果想要把承受痛苦和折磨、与疾病抗争的那个人称为“主体”，我们必须援引故事来使病例的描写更加生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看到“病人”，又看到“病症”，才能看到真实的人、患者与疾病的关系，以及和他们肉体的关系。
高层次的神经病学和心理学还包括了病人的基本状况，患者的个性特征也对疾病产生影响，研究疾病与研究患者本人缺一不可。如何看待这类疾病，以及如何呈现它们、研究它们，的确需要新的学问，我们或可称之为“自我身份的神经学”。因为它要面对的是掌管自我身份的神经基础，是脑与心智最古老的问题。或许，基于某种需要，必须在生理和心理之间有所界定，加以分门别类，但是研究和故事却自然而然关系到这两方面，而且无法切割。当然，这既是我非常着迷的地方，也是整本书想表达的理念。叙述的方式可以把两者的距离拉近，并把我们带到身体机制与生命的交汇点，让我们看清楚生理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人的一生的。
作为一种传统，富有人文色彩的医学故事在19世纪达到顶峰，之后就逐渐衰落，随后，客观而冷静的神经学逐渐兴起。卢瑞亚②写道：“19世纪伟大的神经病学家与精神病学家都有着很强的叙述能力，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必须加以复兴。”他最后的一些著作，譬如《记忆大师的心灵》、《破碎的人》都尝试着找回这种失落的传统。因此本书的每个病例也都力图恢复以前的传统，回归到卢瑞亚所说的19世纪的叙述风格，回到第一位医疗史专家希波克拉底的传统。也就是回到普遍性的和史前的传统：那时的病人总是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医生。
经典的寓言故事总蕴涵着丰富的原型：英雄、受害者、殉难者和勇士。神经病患者集这些人物的特征于一身—而我要讲的故事，则远不止这些。倘若沿用那些虚构的隐喻的术语，又如何为本书中诸如“永远十九岁的水手”之类的奇异人士归类呢？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一个我们无从了解和认识的国度里长途跋涉，这就是我为何觉得他们的生活和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为何使用奥斯勒的天方夜谭这一比喻来做引言；为何在谈论病例时，迫切地想援引故事。科学和浪漫就在此热情相拥，卢瑞亚把它叫做“浪漫的科学”。它们在事实与寓言中汇合了，这个交汇点便是此书中每位患者的生命特质，就像我在《觉醒》一书中提到的一样。
这是怎样的事实！这是怎样的传说！我们该用什么与之媲美？目前可能还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比喻或神话来进行比较，难道新象征、新寓言即将来临？
本书中的八篇文章曾经发表过：《永远十九岁的水手》、《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完全不懂计算的数学奇才双胞胎》、《自闭症画家》（刊登于《纽约书评》）；《百老汇的抽搐之王》、《错把妻子当帽子》、《昨日重现》（刊登于《伦敦书评》），其中《昨日重现》的简写版被称为《音乐的耳朵》；《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刊登于《科学》杂志）。《觉醒》中罗斯·尺的原型取材于《六十三岁的不良“少女”》，那是我对于患者的最早描述，也是哈罗德、平特受启发而写成的《一种阿斯拉加》中德博拉的原型。（最早是以《左旋多巴引发的无尽乡愁》之名，刊登在1970年春季的《柳叶刀》①上。）关于“幻影”的四个故事，头两篇曾以《病室怪人》之名刊于《英国医学期刊》。两个短篇故事摘自曾经出版的图书：《拼命把自己摔下床的人》摘自《单脚站立》，《能看到“上帝之城”的修女》摘自《偏头痛》。其余十二篇全是新作，未曾公开，皆于1984年秋冬完成。
我要特别向本书的编辑致谢。首先要对《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维斯和《伦敦书评》的玛丽–凯·维尔摩斯，纽约高峰出版社的凯特·埃德加和吉姆·希尔贝曼以及伦敦达科沃斯出版社的科恩·海克拉夫特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都为本书的润色做了很多工作。其次要感谢我的神经科同事詹姆斯·博登·马丁医生，我给他看了克里斯蒂娜和麦格雷戈的两卷录像带，并且与他就《灵肉分离的人》和《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两篇文章进行了深入探讨；感谢迈克尔·克雷默医生，他是我在伦敦的前任领导，他描述了一个与《单脚站立》非常类似的例子，收录在《拼命把自己摔下床的人》一文中；感谢唐纳德·麦克雷医生，他那个视觉失认症的精彩例子和我的病例不谋而合。我的文章写完两年之后，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病例，就把它写进了本书的后记。我也要向纽约的好友兼同事伊莎贝尔·罗萍致谢，她与我一起讨论了许多病例，并介绍我认识了克里斯蒂娜（《灵肉分离的人》的女主角）。而且罗萍与自闭症画家荷西很小就认识了，因此，我从罗萍那儿可以了解到很多荷西小时候的情况。
在这里，我更要对患者们慷慨无私的协助（有些例子是患者的亲人提供的）表示感谢。他们知道自己虽然无法直接受益，还是允许我，甚至鼓励我写下他们的生命故事，希望别人通过学习和了解，或许有一天能够治愈这些疾病。由于个人隐私和专业需要，本书中真实姓名与场景细节和《觉醒》一样都经过修改，但我的初衷在于保留病人对于生活的基本情感。
最后，我要以超越感激的诚挚，将此书献给我的良师。
奥利弗·W·萨克斯
整个神经学与脑神经心理学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左脑半球的研究史。
忽略右脑或一般称为“次要”的脑半球的原因，是因为要指出左脑各个部位损伤所带来的影响较容易，而属于右脑的病症，却不是那么明显。
一般人通常草率地认定右脑比左脑“原始”，而左脑被认为是人类演化下的独特成果。
导言
神经病学喜欢使用“缺陷”一词来特指神经功能损伤或失能的情况：譬如失去说话能力、失去语言识别能力、失去记忆能力、失去活动能力、失去自我认识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功能丧失。所有的功能障碍（这也是一个常用术语）都有对应的专有名词：失音症、失语症、失读症、失用症、失认症、失忆症、失调症，每个名词都与特定的神经或精神功能相关联。病人因为生病、受伤或者发育不良，可能部分或完全地失去这些功能。
对于大脑和心智关系的科学研究始于1861年。法国科学家布鲁卡首先发现，语言表达障碍（失语症）通常是因为左脑的某个特别区域受到损伤造成的。这一发现开辟了脑神经学发展的新道路。几十年后，后人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人脑结构图，并找出脑中管语言、智力、知觉等功能的主要区域。19世纪末期，许多科学家经过细致的论证，发现这样的结构图过于简略，他们认为，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有其错综复杂的内在结构和生理基础。弗洛伊德在其著作《失语症》中首先提出这一观点，他特别研究过一些丧失理解和认知能力的案例，还把它们命名为“失认症”。他坚信，随着对失语症和失认症的了解不断深入，必将产生一门新兴的、更加完备的学科。
弗洛伊德预见的有关大脑与心智的新兴学科创立于“二战”时期的俄国。在卢瑞亚父子以及其他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神经心理学”诞生了。经过毕生的努力，卢瑞亚充分发展了这门学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其本身的开创性，该学科在西方的传播有些缓慢。神经心理学成为系统的学科滥觞于卢瑞亚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人类的高脑皮质功能》和风格别具的病史式小说《破碎的人》。虽然这两本书内容翔实，但是仍未涉及右脑这一区域。《人类的高脑皮质功能》只讨论了与左脑有关的功能；而《破碎的人》一书的主人公泽特斯基同样是左脑遭受巨大损伤，右脑则完好无损。可以说，神经学与神经心理学的发展史就是大脑左半球的研究史。
忽略右脑，或认为右脑“次要”，主要原因在于左脑损伤的区域相对容易找到，而右脑的病变则不是很明显。人们通常草率地认为右脑更“原始”，左脑是人类进化的奇葩。从某种意义上说，左脑的确比较复杂，分工也很精细，是灵长类尤其是人类的大脑发展到后期的产物。但不要忘记，右脑控制着认知现实的关键能力，没有它，每个物种都会面临死亡。左脑就像一部嵌入人脑中的电脑，专门负责规划与设计，古典的神经学关心的恰恰是这些规则，而不是具体的个案。如此一来，当这些专家遇上某些右脑的病症时，就茫然失措了。
过去也曾有人对右脑病症做过研究。例如安东在19世纪90年代，珀兹在1928年都做过类似的尝试。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的努力从未被人提及。《工作的大脑》是卢瑞亚的后期著作之一，书中有一篇简短而丰富的文章专门探讨右脑问题。其结尾是这样写的：
这些缺陷依然无人问津，它给我们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直接意识上，右脑扮演了何种角色……人们一直忽略对这一异常重要领域的研究……想要出版这类的研究……必须专门用一系列的文章才能讲清楚……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卢瑞亚重病弥留之际写过几篇相关的文章，但还没来得及发表就溘然辞世了。他生前把文章寄给了英国的格雷戈里，后来被刊载在格雷戈里《思想的伴侣》一书里，并未在俄国发表。
如此一波三折，右脑患者想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都成了泡影。就像巴宾斯基说的那样，他们患的是一种罕见而奇怪的“疾病失认症①”。由于这种病跟所有已知的病例都没有关联，即使是最优秀的医生，想要了解这类病人的真实情况，也会难上加难。虽然右脑病症与左脑病症一样普遍—谁说不是呢—但后者显然更容易处理。检阅有关神经学与神经心理学的文献，我们要读过数千份讨论左脑病症的文章，才能找到一两篇探讨右脑的案例。由种种现象看来，似乎当今的神经学界完全不关注这一问题。但是，正如卢瑞亚所说的那样，这一问题非常、非常重要，可能重要到需要创立一门新的神经学分支。卢瑞亚把它叫做“人性化的”、“传奇性的”学科。卢瑞亚认为，由于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以身体为基础的个人和自我，所以这门学科最好以故事的形式讲述，比如详细描述一位病人右脑严重损伤的整个过程，可以作为《破碎的人》一书的补充与对照。在最后的几封回信里，他对我说：“谈谈这类病例吧，即使是简单的叙述也好。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领域。”我必须承认，自己也深为这类疾病所吸引，因为它们开启了一个难以想象的领域（或可能的领域），指向更开阔的神经学与心理学，全然不同于以往古板机械的论调。
我的主要兴趣不是神经系统疾病，而是一般人认定较轻微的功能偏差症状对自我的影响。这种病症的类别颇多，病因也许是功能亢奋，也许是功能缺陷，所以分成两类讨论更加合理。不过必须在此开宗明义地指明：任何疾病都不可能是简单的功能亢奋或功能缺陷问题。无论是某个器官还是整个人体，一旦出现问题，其自身就会采取措施（无论这种措施有多奇怪）来进行恢复、替代、补偿，使其保持原有的功能。而医生除了要了解病人的神经系统受损情况之外，还要去研究、影响这些人体自我修复的方式。麦肯齐就非常支持这样的观点：
疾病的本质，或者说新产生的疾病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呢？自然主义者关注的是：理论上在同样环境下的大范围的生命体，而医生以个体为对象，关注的是单个的病人，也就是研究那些在疾病折磨下力图恢复正常的患者。
无论患者努力的方法和结果有多奇怪，这种“努力恢复健康”的动力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精神病学所承认，弗洛伊德在这方面也有建树。所以，他没有把偏执妄想当做病因，而是将其视为在完全混乱之中重建世界、恢复现实的尝试—只不过病人常常被它误导。麦肯齐这样写道：
帕金森症的病理生理学研究的是一种“有组织的混乱”。原来重要的系统被破坏以后，混乱便接踵而至，而系统的重建过程却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
《觉醒》一书研究的正是“有组织的混乱”，这种混乱由一种综合征状的疾病引发。而本书接下来要探讨的案例，也是由各种疾病引发的有组织的混乱。
我个人认为，第一部分《缺陷》里，最重要的案例是视觉失认症：错把妻子当帽子。我相信这类病例对古典神经学最基本的定理和假设发起了最激烈的挑战，尤其是“任何脑损伤都会降低或消除‘抽象和分类的能力’（戈尔德施泰因①的说法），使人变得只能对感情和具体事物作出反应”这一条（杰克逊②在19世纪60年代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因此非常重要。但从皮博士身上，我们看到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虽然只是脑部视觉的区域出现问题，但是整个人的感情、个性、对真实事物的感知能力完全丧失，只剩下抽象分类的能力。这样的结果非常不合逻辑。杰克逊和戈尔德施泰因看到这种情况会说些什么呢？我常幻想着让他们来诊断一下皮博士，然后问问他们：“先生们，现在，你们怎么说？”
皮博士是杰出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多年来享有盛名。他在当地的音乐学校任教。在他与学生交流的时候，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有时某个学生站在他面前，皮博士却认不出是谁，确切地说，认不出面前这张脸。但学生一说话，他就可以通过声音认出对方。类似的场景数不胜数，让人觉得尴尬、困惑，甚至害怕，有时简直就是一场闹剧。皮博士不仅越来越认不出别人的脸，还把物体当成走在街上的人。他如同和蔼的长者一样，轻拍消防栓或站牌的顶部，把它们当成小孩子的头；在家里，他会亲切地和家具上的雕花把手聊天，发现对方没有回答于是惊诧不已。对于这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大家刚开始总是一笑而过，皮博士自己也不以为意。他向来不就爱讲冷笑话，逗大家发笑吗？他的音乐才能依旧让人惊叹，身体也没有哪里不舒服，他感觉棒极了！那些怪异的举动虽然非常可笑，但也蛮有创意的，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必要大惊小怪。直到三年前患上糖尿病，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皮博士知道糖尿病会影响视力，于是就去咨询眼科医生。医生看完病历，对他的眼睛做了详细的检查。“你的眼睛没问题，”医生作出判断，“但大脑主管视觉的部分可能有问题。这方面我爱莫能助，你需要去看神经科医生。”经过介绍，皮博士来到我这儿就诊。
他用耳朵“看着我”
刚见面的刹那，我可以明显看出：他并没有一般的痴呆症状，看上去很有修养，魅力十足、说话流畅，而且富有想象力和幽默感。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来看病。
不过他有些地方是有点奇怪，说话时虽然面对我，却又有点不对劲，那种感觉难以名状。我突然意识到，他不是用眼睛而是用耳朵对着我。他不像一般人那样注视对方，他的视线奇怪地转移，从我的鼻子跳到右耳朵，转到下巴，又移到右眼，好像是在专注地研究这些部位，却无视我整个人、整张脸和面部的表情。我也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在他身上找不到与正常人交谈时该有的神情。他正在看着我，在我身上扫描，到底是……
“出了什么问题？”我好半天才开口问他。
“我也不知道，”他微笑着回答，“但是大家都觉得我的眼睛有问题。”
“而你却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是有那么点儿……我老犯错误。”
我出去和他太太聊了几句。当我回来的时候，皮博士正静静地坐在窗口，那样子不像是在观看，而是在神情专注地倾听。“车辆川流不息，”他说，“喧闹的街道，远处的火车，就像一首交响乐，你不觉得吗？你听过奥涅格的交响乐《太平洋234》吗？”
我心想，多可爱的一个人啊！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呢？他会让我给他作检查吗？
“你可以为我作检查了，萨克斯医生。”皮博士仿佛看穿了我心里的想法，平静地说。
他的右脚是只鞋？
包括肌力、协调性、反射性在内的神经系统常规检查顺利完成后，我的心也随之放下了，他可能也和我一样。但检查他的反射能力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身体的左半边有一点不正常。我脱掉他左脚的鞋，用一把钥匙挠他的脚心。这个动作看似无聊，却是反射性实验的必要步骤。之后，我起身拧紧我的眼底镜，并要他自己穿上鞋子。出乎意料的是，过了一分钟，他竟然还没穿好鞋子。
“要我帮忙吗？”我问。
“帮什么忙？帮谁的忙？”
“帮你穿鞋啊。”
“哦，”他说，“我忘穿鞋了。”但是又低声说：“鞋子？鞋子？”
看起来，他有点困惑。
“你的鞋子，”我重复了一遍，“你也许该把它穿上。”
他不停地往下面看，专心地找鞋子，但是目光又不在鞋上，最后他的目光停在脚上。“这是我的鞋，对不对？”
是我听错了，还是他看错了？
“我的眼睛，”他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脚上，说，“这是我的鞋，不是吗？”
“不对，那是你的脚。你的鞋在这儿。”
“啊！我还以为那才是我的脚呢。”
他在开玩笑吗？他是疯了还是瞎了？如果这是他犯的“不可思议的错误”，那这是我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错误了。
为避免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赶紧帮他穿上鞋。皮博士自己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困扰，他看起来非常平静淡然甚至还挺开心。我再次翻阅他的检查结果。发现他的视力非常好，能够轻易地看见地上的大头针。不过如果把大头针放在他的左边，有时候他就找不到了。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么说，他可以“看见”东西，但是他看见的是什么呢？我翻开一本《国家地理》杂志，请他描述上面的图片。
他的反应相当奇怪。和看我的时候一样，他的目光总是从一点跳到另一点上，总是注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他十分关注那些色彩亮丽、形状鲜明的图案，并作出相关评论。但是他没有一次看到完整的景象，他只看到细节，这些细节就好像雷达屏幕上的光点。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始终无法把细节与完整的图像联系起来，始终看不到事物的全貌。不管面对的是一片风景还是某个景象，他都没有感觉。
我让他看封面，上面画着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
“你在这幅图里看到了什么？”我问。
“一条河，”他说，“还有一家旅店，旅店的露台伸出河面。人们在露台上享受晚餐，到处都是遮阳伞。”他一边盯着封面以外的半空中看（如果这也叫“看”的话），一边扯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好像图片中缺少的东西让他联想起了河流、阳台和遮阳伞。
我那时一定目瞪口呆，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认为检查已经结束了，起身寻找他的帽子。他伸出手，抓住他妻子的头，想把她的头拿起来戴上。很明显，他把他的妻子当成了帽子！而从他妻子的表情来看，她好像早就对此习以为常了。
对于发生的这一切，我无法用传统神经学或神经心理学来进行解释。他许多方面的功能仍然正常，但有些功能丧失殆尽，这真是难以理解。他怎么能把妻子当成帽子的同时，却在音乐学校里教书呢？
连自己都不认得
我需要作进一步了解和观察，看看他在熟悉的环境里，比如自己家中是什么样子。
几天后，我到皮博士家里拜访他们夫妻二人，我的手提箱里放着《诗人之恋》的乐谱（我知道他喜欢舒曼）和一些测试认知能力的材料。皮夫人把我带到一间宽敞的房间，这房子令人想起颓废派盛行的柏林。一架陈旧的贝森朵夫钢琴庄严地立在屋子中央，四周布满了乐器架、乐器、乐谱……屋子里还有书、画等，但只有音乐才是重心。皮博士大踏步走了进来，身躯微弯，心不在焉地朝落地钟伸出手。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走过来和我握手。我们相互问候，又聊了一会儿最近的音乐会和演出。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问他能否唱一曲。
“诗人之恋！”他赞叹着，“但我看不了乐谱了，你来弹好吗？”
我说让我试试看。在那架性能非常好的老钢琴上，我这种水平也还听得过去。皮博士虽然上了年纪，却有着费舍·迪斯考般醇厚的嗓音；而且他的乐感非常好，音乐天赋也非常高。看来，音乐学校不是因为怜悯才聘用他的。
显而易见，皮博士的颞叶完好无损；音乐皮质区也非常好；但是我不知道他的顶叶及枕叶，特别是掌管视觉的那个区域出了什么问题。我从工具箱里拿出柏拉图多面体，打算从这些开始实验。
“这是什么？”我抽出第一张图问他。
“当然是立方体了。”
“好。那这个是什么？”我举着另一张图问他。
他要求仔细看一下。很快，他有条不紊地说：“十二面体。我看其他的就不必了……二十面体也难不倒我的。”
显然，他区分抽象形状的能力没有问题，那辨认面孔呢？我拿出一盒扑克牌，王子、王后、国王还有大小王，这些他都能快速认出。但毕竟纸牌是模式化的图案，这样判断不出他看到的是脸孔还是图案。我从手提箱拿出一本漫画书给他看。像上次一样，绝大部分他都说对了。丘吉尔的雪茄、特大号的鼻子，只要抓住关键特征，他都能辨认出来。但卡通图案也有一定的规格与样式，现在要看看他对于呈现在眼前的真实面孔有什么反应了。
我打开电视，把声音关掉，播放了一部戴维斯早期的影片。屏幕上，影片的情节渐至高潮。或许是对演员不熟悉吧，皮博士没有认出女主角；但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戏里面感情热烈、情节曲折，他却说不出演员脸上的任何表情。皮博士完全看不出所以然来，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也不晓得谁是谁，甚至连角色的性别也认不出来。他对这幕戏的评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他的表现如此差劲，也许是由于好莱坞电影与现实生活脱节造成的。我忽然觉得，他可能更善于分辨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墙壁上挂着家人、同事、学生以及他自己的照片。我选了一堆照片拿给他，完全不知他会如何表现。结果，看电影时发生的笑话再次上演，但这种事发生在真实生活中，就是个悲剧了。他基本上谁都不认识，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他认出其中一个人是爱因斯坦，因为他抓住了爱因斯坦蓬乱的头发和八字胡的特征；另外一两个人也是这么认出来的。“呀，保罗！”他看着他哥哥的照片说，“他的大嘴和大门牙，化成灰我都认识！”但他一眼就认出保罗了吗，还是基于一两个特质才对身份作出合理的猜测？把这些醒目的标记去掉，他再次陷入迷惑之中。这不仅是认识和感知发生故障，他的整个宏观系统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他眼里，即使是再亲近再疼爱的人的脸也都成了深奥的难题。他对这些面孔视而不见。这些面孔他一个也不熟悉，那不过是一组一组的特征罢了，统统都是“它”。由于只对外观有反应，而不是认识某个人，所以他才对谁都没感觉。对我们来说，一个人的脸是他的标志，我们通过这张脸才认识这个人；但皮博士却没有这样一个“人”的概念，他看到的这些都“里外不是人”。
不认识玫瑰和手套
在来皮博士家的路上，我顺道去了一家花店，买了一朵非常贵的红玫瑰，把它别在扣眼上。这时我把花拿下来给他。他接过花，当时的样子不像是一般人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朵花，倒像是从植物学家或形态学家手中拿到一份标本。
“差不多六英寸长，”他评论说，“有红色的螺旋形状，系着一条绿色的线状物。”
“对。”我鼓励他，“那你认为这是什么呢，皮博士？”
“不好说，”他似乎有点困惑，“它缺乏柏拉图多面体的对称性，然而它或许具有更高级的对称形态……我想这东西应该是一朵花。”
“应该是？”我反问。
“应该是！”他坚定地回答。
“闻闻看。”我提出建议。他又是一阵错愕，好像我要求他去闻一个高级对称体。但他仍然礼貌地照做了，将花放在鼻子边上。这一刻，他突然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真漂亮！”他赞美着，“初开的玫瑰花，浓郁的芬芳！”然后他开始哼唱：“退色的玫瑰，枯萎的百合……”看来，了解现实不一定非得依靠眼睛，还可以依靠鼻子。
我开始做最后一项测试。时值早春，乍暖还寒。进门时我把大衣与手套都扔在了沙发上。
“这是什么？”我举着手套问他。“我能看仔细点吗？”他从我手里接过手套，像刚才检测那些几何体一样，开始检测这只手套。
“表面平整，”停顿了半天，他才说，“能包住东西，它好像有……”犹豫了一下，他又说，“有五个小袋子，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
“是啊，”我慎重地答道，“你已经描述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吗？”
“是某种容器？”
“对，”我说，“那用来装什么呢？”
“装该装的东西呗！”皮博士一下子笑了，“装什么都行啊。比如说零钱包，装五种大小不同的硬币，也可以是……”
他又开始信口胡说了。我打断他的话：“你不觉得它很眼熟吗？你不觉得它正好能装下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吗？”
他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灵光闪现。①
小孩子说不出“表面平整……能包住东西”之类的话，但是任何一个孩子看到手套都能认出来，同时想当然地把它和手联系在一起；皮博士却没有，他觉得那东西很陌生。视觉上，他迷失在一个了无生机的抽象世界里了，毫无疑问，他因缺少视觉上的自我，无法把这世界逼真地呈现出来。他对事物只能略知一二，却无法面面俱到。
像电脑一样的人
在谈到失语症和左脑损伤的病人时，杰克逊说他们失去了“抽象性”与“命题式”的思考能力，并将他们与狗相提并论（或者说，用小狗和失语症患者作比较）。皮博士恰好相反，他就像一台机器。他不仅像电脑一样冷漠地看待这个世界，更令人诧异的是，他还像电脑一样机械地拆解这个世界，他使用的方法和主要的特征都与电脑一模一样：电脑本身对现实一无所知，只能通过模式化的程序对事物进行识别。
即使做了这么多的实验，我还是不知道皮博士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他的视觉记忆与想象力是否仍然完整呢？我让他设想，由北门走入某个广场，一路上会经过哪几栋建筑物。结果他列举出的建筑物全都在右手边，左边的一个都没有。接着，我让他想象由南门进入广场。这次他说的也全都在他的右边，恰好是那些刚才漏掉的建筑物；而上次提到的那些建筑物，这次都没说出来。我们可以推断出，他没有看到这些建筑物。这说明他的左边的确有问题，他视觉上的缺陷不仅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而且同样影响到他的视觉记忆与想象。
他对内在的高级形象化的事物的反应又如何呢？想到列夫·托尔斯泰全凭想象来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我就询问皮博士有关《安娜·卡列尼娜》的事情。他轻易地说出故事梗概，重点的地方都没有漏掉，但角色的长相、视觉上的情节与场景只字未提；他记得人物的对白，却记不住他们的脸；他可以把很多地方说得几乎一字不差，但对原著的视觉描述却是一片空白，而且他的话里没有真实的感觉、想象和情感。可以推断，他也有内在的失认症。①
毫无疑问，他的问题在于几种特定的视觉功能缺陷。分辨脸孔、景物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损害，几乎丧失殆尽；辨别事物架构的能力却依然存在，弄不好还有所提高。当我和他下棋的时候，他能够轻易地看清棋盘上棋子的移动。实际上，他轻轻松松就把我打败了。
卢瑞亚说泽特斯基不会下棋，但是他“鲜活的想象力”保存完好。泽特斯基和皮博士就好像人和其镜中影像，遥相呼应。他们之间最可悲的差别是：卢瑞亚说泽特斯基不屈不挠地摆脱困境，极力想恢复他失去的能力；而皮博士不想做任何努力，也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反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到底谁更可悲，谁更倒霉呢？是知情的人，还是浑然未觉的人呢？
疾病带来的礼物
检查结束后，皮太太招呼我们用餐。餐桌上放着咖啡和一些可口的甜点。皮博士饿坏了，一边哼着小曲，一边享用这些点心。他顺手将盘子拉向自己，流畅而富有节奏地吃了这个又吃那个，整套动作如溪水流动一样富有旋律，简直就是一首歌颂美味的圣歌。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巨大的咚咚声。皮博士的动作就这么被打断了，他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再吃东西了，脸上一副漠然呆滞的表情，眉头紧锁，眼神迷离地看着餐桌—他不再觉得那是一张摆满美食的桌子。他太太给他倒了点咖啡，浓浓的香味勾住了他的嗅觉，将他拉回现实中来。于是，吃东西的旋律又开始了。
我不禁担忧起来，他的日常起居怎么办？穿衣洗澡上厕所怎么应付？我跟着皮太太走进厨房，想问问皮博士是怎么穿衣服的。“和吃东西的情况一样，”她解释说，“我把他常穿的衣服挑出来放在固定的位置，他唱着歌就穿上了，没什么问题。他做什么事都唱歌，但是一旦被打断，他就失去头绪了，完全停在那里，衣服变得陌生，连自己的身体也不例外。他无时无刻不在唱歌：吃饭唱，穿衣唱，洗澡唱，做每件事都要唱。要是不把每件事变成歌曲，他就什么都做不了。”
谈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墙上的画。
“是的，”皮太太说，“他画画和唱歌一样好，每年学校都会展出他的画作。”
我好奇地逛了一圈，发现这些画是按年代排列的。他早期的作品自然写实、生动活泼，而且全部都是工笔画。几年之后，这种画风的作品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抽象和偏重于几何、立体的手法。最后这几年的作品简直毫无意义—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只有混乱的线条与斑驳的污点。我对皮太太发表了上述的评论。
“哎呀！医生，你太俗气了！”她惊讶地说，“难道你没看出他艺术风格的成长经历吗？没看出他是如何丢弃早期的现实主义，不断成长为抽象派艺术家的吗？”
“不，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不敢对皮太太这样说，只能自言自语。他的确经历过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的阶段，但这并不是由于艺术风格转型，而是因为疾病不断恶化造成的。随着视觉失认症不断恶化，所有的想象和表达能力、对现实和具体事物的感知能力也在逐渐消亡。墙上展示的画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悲哀的神经病病史。
但我想，皮太太是不是也说对了一部分呢？疾病和创作之间，冲突是常有的，但两者也可能巧妙地共存。也许在他的立体主义时期里，艺术创作和疾病同时发展，共同合作，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既然他表现主义的能力不断弱化，想必在抽象主义的想象力上反而有所增强。所以他对线条、花边、轮廓等构图元素越来越敏感，逐渐用毕加索式的风格去观察、描绘，逐渐把抽象的元素纳入图画中。这样一来，表现主义的风格自然不见了……最后的那几幅画恐怕只剩下难以分辨的混沌了。
我们回到那间放着贝森朵夫钢琴的大厅。皮博士正哼着曲子，吃着最后一块蛋糕。
“好了，萨克斯医生，”他对我说，“想必你一定觉得我的事情很有趣。你能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并给我一些建议吗？”
“我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我回答，“但我知道哪里没有问题：你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音乐是你的生命。如果要我给你开药方的话，那就是不间断的音乐。音乐一直是你的中心，现在，就让他渗透你的生活吧！”
四年过去了，我再没见过他。但我常常想，皮博士处理视觉图像的能力莫名其妙地丧失了，非凡的音乐能力却完好无损，他该怎样理解这个现实世界呢？我觉得，对他而言，音乐已经取代了图像能力。他无法进行形体的想象，却可以读懂肢体的音乐，这也是他的动作和行为如此流畅的原因；一旦内在的音乐停止，他就掉进了一种混乱的静止状态。当然外在世界的音乐如果停止了，也会是这样。①
叔本华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中说，音乐是纯意志的表现。如果叔本华见到完全失去对表象世界的感知、只剩下音乐和意志的皮博士，他该多高兴啊！
皮博士的病情日渐严重（他大脑的视觉区有个肿瘤，视觉在不断地退化）。不过谢天谢地，他还能唱歌。皮博士就这样陶醉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并以音乐传授学生，度过他的一生。
后记
皮博士认不出手套为何物，这种失能我们该作何解释呢？很明显，他虽然能作出大量认知性的假设，但始终不会作出判断。人类的判断力是直觉的、个性化的、广泛的、具体的。我们能够辨别存在的事物，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与自身存在关系，而这正是皮博士欠缺的地方（虽然在其他领域，他的判断能力敏捷而准确）。是不是由于缺乏视觉信息，或者视觉信息处理不当造成的呢（古典的结构神经学可能对此有过解释）？还是皮博士的神经信号出现了问题，导致他不能把自己见到的东西联系起来？
各种解释或解释模式之间既不排斥，也不矛盾，虽然角度不同，但它们能共存且都是对的。不管以直接还是间接方式，古典神经学都承认了这一事实：麦克雷发现缺陷结构，即视觉运作的过程与整合存在缺陷，这样解释不够充分，但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戈尔德施泰因谈到“抽象态度”时直接引述了该观点。但这种经过分门别类的“抽象态度”之说还是不能把皮博士的问题说清楚，准确地说，不能明确揭示出他整体判断力的丧失的原因。事实上，除了“抽象态度”以外，皮博士一无所有；也正是这种荒谬的“抽象态度”让他什么都不认识，谁都认不出来，严重地丧失了判断能力。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神经学与心理学谈到过很多问题，唯独没有提及判断力，而判断力的崩溃恰恰是造成神经心理失调的根本原因（皮博士的案例比较特殊，更常见的是科萨科夫额叶综合征，参见第十二、十三章）。判断力与身份辨认的能力总是最先受损，但神经心理学却只字不提。
然而不管是康德的哲学理论，还是经验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都认为判断力是我们拥有的最重要的能力。无论动物还是人，没有“抽象态度”也能好好地活着，但一旦失去判断力就会迅速走向灭亡。判断力是高级生命和智商的第一要件，但机械的古典神经学却忽视它、曲解它。如果追溯这些悖论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自从神经病学创立之初就已发端，随着神经病学的发展，这些悖论就一直存在并越来越明显。和古典物理学一样，古典神经学也十分机械化，从杰克逊的机械模拟到如今的电脑模拟都能证明这一点。
不可否认，人脑就像一部机器或一台电脑，古典神经病学中提到的观念也没有错，但构成我们生命本质的“心智”，不仅具有抽象化和机械性的特点，还非常人性化：它不仅能够分辨、归类，还能不断感觉和判断。人一旦丧失心智功能，就会像电脑一样，皮博士就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如果把某个人的感觉与判断功能删除，那他就彻头彻尾地成了第二个“皮博士”，再也不能认识具体的客观事物了。
通过这样一个既有趣又吓人的类推，可以发现，当代的认知神经学、认知心理学面临的问题，和可怜的皮博士遭遇的困境再相似不过了！我们需要具体客观的现实，皮博士也是；我们的认知科学忽视的地方，也恰恰是皮博士的盲区；和皮博士一样，我们的认知科学本身也患有失认症。不过，皮博士的案例倒为我们敲起了警钟：如果某项科学回避判断（特别是关于个人方面的）并且缺乏人性化，一味地抽象化、程序化，后果将会多么可怕。
无论是为了进行观察和研究，还是为了找出真正的病因，我都该对皮博士的案例进行后续追踪。然而受到环境的限制，这件事竟成了我最大的遗憾。
医生们都不愿摊上疑难杂症，特别是像皮博士这样的怪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1956年的《脑》杂志上发现一篇非常类似的详细病例，这个发现让我欣喜若狂，也松了口气。从神经心理学与现象学来讲，两个病例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相同），但是根本的病因（严重的脑损伤）和个人环境则全然不同。该案例的作者认为，他们这个发现“在神经病史上是首例”。显然，他们也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发现惊奇不已。① 在这里，我对该案例只作部分引述，并作了简单的修改，有兴趣的读者请直接参阅麦克雷和特罗雷1956年的最初报告。
该患者是一个年轻人，年仅三十二岁。他曾经经历过一次严重的车祸，三个星期不省人事。“……他抱怨说失去了识别面孔的能力，连他的妻子、儿女都认不出来。”他对每个面孔都感到陌生，唯独记得三张脸，这三张脸都是他的同事的：一个人的眼睛眨个不停，另一个的脸颊上有颗很大的痣，第三个则是因为“他又高又瘦，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麦克雷和特罗雷特别提到，病人只有通过这些典型的特征才能认出他们三个。和皮博士类似的地方还有，他常常通过声音来分辨身边的人。
麦克雷和特罗雷曾经详细描述，这个年轻人甚至连镜子里的自己都不认识：“在康复的初期，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怀疑那张瞪着他看的脸是不是自己的，虽然他也知道那张脸肯定不是别人的。有好几次，他扮鬼脸、吐舌头，说‘就是想确认一下’。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瞄一眼就知道’，而是要小心翼翼地研究镜子里的脸，然后慢慢地想起来。他凭借头发、脸部的轮廓和左脸的两颗小黑痣来辨别自己。”
他常常不能一眼认出东西来，但可以先找到一两个特征，然后猜测，当然偶尔会错得离谱。作者特别提到，他识别有生命的物体时相当吃力。
然而辨识简单形象化的物体，比如剪刀、手表、钥匙等等时，他却从不出错。麦克雷和特罗雷还曾经提到：“他对地形的记忆有点奇怪。他可以找到从家里到医院的路，但是说不出途中经过的街名（与皮博士不同的是，他还有轻微的失语症），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
显而易见，他对人物的视觉记忆，即使是那些车祸发生前所熟悉的人物的记忆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害。行为记忆（或特定的习惯行为）依然保留完好，但人物的面孔和外表却忘得一干二净。经过仔细的探寻，专家发现，他梦里面的视觉影像也消失了。和皮博士一样，这位患者不仅丧失了视觉认识能力，还完全失去了视觉想象力与记忆力等视觉重现最基本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具体能力）。
最后，还要说一件有趣的事。皮博士把他的妻子当成了帽子，而麦克雷的病人也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他索性让妻子找个标记，最好是“……一件显眼的衣物，比如一顶帽子”。
想明了记忆在我们此生中有何等地位，那么请让你的记忆流失，哪怕只是零星片断的缺失。失去记忆的生活不能称之为生活……记忆让我们思想连贯、明白事理、产生情感，也是我们行动的原动力。没有它，我们将一无所有……（我只能无力地等待，看着它把一辈子的生活化为乌有，就像我母亲曾经经历的那样……）—路易斯·布努艾尔②
这段感情深沉而又骇人听闻的话语出自布努艾尔的*，他的话使人想到临床、实用、存在以及哲学等都要讨论的基本问题：如果一个人丧失了大部分记忆，忘记了自己的过去，甚至记不起早上做过什么，这个人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会处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他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随即使我想起一个曾经诊视过的病人，他是诠释这句话的最好例证。他叫吉米·格林，1975年年初住进纽约的“老人之家①”。他看起来英俊聪明，但是记性很不好。他的转院记录较隐晦：不能自理，精神错乱，思想怪异，没有判断能力。
永远都是十九岁
吉米长得很帅，友好而亲切，一头卷曲浓密的头发，虽年届五十，身体依然健壮结实。
“嗨，医生！”他说，“早安！我可以坐在这张椅子上吗？”他总是很和蔼地和我聊天，回答我的问题。他告诉我他的名字、生日以及他的出生地，康涅狄格州的那个小村庄的名字。他深情款款地描述每一个细节，甚至还画了一幅地图。谈及他们家曾经居住的房子，他连那里的电话号码都记得；他谈起他的学校，曾经的校园生活，亲密的同窗，还有他对数学和科学的痴迷；说到他的海军岁月时，他更是激情洋溢。1943年参军入伍的时候，他才十七岁，刚刚高中毕业。由于对工程类学科很有天分，他很适合搞无线电技术。从得克萨斯州一个速成班毕业之后，他就在一艘潜艇上从事无线电报务员助理的工作。他清楚地记得他服役过的每艘潜艇的名字以及它们的使命。他还记得摩尔斯电码，利用摩尔斯电码发报和打字都非常熟练。
这是一段充实有趣的生活，他对于早期的回忆生动详细，令人动容。然而不知为什么，他的回忆到了某个阶段就戛然而止。他又开始回忆和再现他的军旅生活，从战争结束一直到彼时对未来的憧憬。他爱上了海军这个职业，想为此奋斗一生。但考虑到兵役法的限制，加上朋友们的劝说，他觉得上大学是最好的出路。当时他哥哥在一个会计学院念书，还和一个来自俄勒冈州的漂亮姑娘订了婚。
因为回忆，吉米得以重温旧梦，整个人显得神采飞扬。但是，他的神情仿佛不是在诉说过去的光辉岁月，而是在描绘现在的幸福生活。让我备感诧异的是，在他的回忆里，从学校到参军的这段日子，句子时态发生了变化：由过去时态改为现在时态。在我看来，他不像是小说中叙述所用的现在时，倒更像是在描述当前的感受。
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突然在我脑海里闪现。
“今年是哪一年啊，格林先生？”为了掩饰疑惑，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他。
“1945年啊，大夫。你猜怎么了？”他仍然津津乐道，“我们打胜了这场战争，罗斯福死了，杜鲁门执政，前途一片光明。”
“那你呢，吉米先生，你现在几岁了？”
他表情奇怪，有点不确定，犹豫了一会儿，似乎是在忙着计算日期。
“怎么了？我现在十九岁，医生，明年我就二十岁了。”
看着我面前这个灰头发的男人，我产生了一种冲动，以至于此后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如果吉米还记得这件事，这将是他一生中遇上的最残忍的事。
“看这儿。”我一边说，一边把镜子立到他面前，“朝镜子里看，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你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不是十九岁的年轻人？”
他忽然脸色苍白，使劲抓住椅子，喃喃自语：“天啊，发生了什么事？我到底怎么了？这是个噩梦吗？我疯了吗？玩笑开大了？”他开始惊慌失措，不能自已。
“没事，吉米，放心吧。”我安慰他说，“这是个误会，没必要担心的！”我把他带到窗口，“多好的一个春天啊。看到那群孩子打棒球了吗？”他的脸色渐渐好转，开始露出微笑。我偷偷地离开，顺手带走了那面可恶的镜子。
刚说过就已经忘记
两分钟之后，我再次进入那个房间。吉米仍站在窗口，饶有兴致地看孩子们打棒球。当我开门的时候，他转过身来，笑容满面。
“嗨，医生！”他主动招呼，“早安！你是想和我聊聊吧—我可以坐在这张椅子上吗？”他真诚坦白的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现出我们刚才见过面的痕迹。
“我们从没有见过面吗，格林先生？”我忽然问他。
“我想应该没有。您长了那么多的胡子，一旦见过您，我是不会轻易忘掉的，医生！”
“你为什么叫我医生呢？”
“因为您是医生，不是吗？”
“是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见过我，又怎么会知道我是医生呢？”
“您说话的方式像医生，我能看出来您就是医生。”
“是的，你说对了，我是这里的神经科医生。”
“神经科医生？嘿，我的神经出问题了吗？……还有‘这里’—‘这里’是哪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刚想问你来着，你认为你在哪里呢？”
“我看这里到处是床，到处是病人，看上去就像个医院。天啊，我待在医院里干吗？到处是老人。我感觉很好啊，壮得像头牛。也许我是在这里工作的……我上班吗？我的工作是什么呢？……不对，你在摇头，你的眼神在说‘不是’。如果我不在这里工作，那我就是被送过来的。我是个病人吗？我是不是有病？但自己怎么不知道呢，医生？太疯狂了，太吓人了……是不是有人在开玩笑啊？”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不知道吗？你告诉我你的童年往事，你在康涅狄格州长大，你在一艘潜艇上做无线电报务员助理，还有你哥哥和一个俄勒冈州的女孩订亲的事情，这些你都忘了吗？”
“嘿，您说得很正确。但是我从没告诉过您啊，我这辈子从没见过您啊。您肯定是读过我的病历了。”
“好吧。”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一个人找医生抱怨，老说他记性不好。这个医生问了他一些例行性的问题，然后问：‘记性怎么不好了？’结果病人回答：‘什么不好啊？’”
“原来这就是我的问题。”吉米笑起来，“我觉得我就是有点问题：刚刚发生的事情，过一会儿就忘了，但是对过去很久的事情却记得很清楚。”
“您愿意接受我的检查吗？就做几个小测试。”
“当然，”他表示配合，“悉听尊便。”
智力测试显示出他反应迅速、观察敏锐、逻辑清晰。即使很复杂的问题也难不住他—当然，前提是这道题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果需要很长时间，他会中途忘掉自己在干什么。他下井子棋和西洋棋称得上快、准、狠，能够很轻松地赢我；但是下象棋就输得一塌糊涂，原因是每走一步需要很长时间。
深入研究他的记忆时，我发现他的短时记忆丧失得实在是太快了，给他看过的东西、说过的事情，过不了几秒钟就可能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我把我的手表、领带以及眼镜摆在桌子上让他记，然后盖住这些东西开始和他闲聊。一分钟之后，我问他我盖住了哪些东西，他竟然一个也记不起来了，连我让他记住东西的这件事也给忘了。于是我们又做了一次。这一次我特意让他写下这三件物品的名字，结果最后他还是忘了。当我把他写的那张纸拿给他看时，他很惊讶，说不记得刚才写过什么东西；但是他承认那是他的笔迹，随即想起似乎是有那么一件事。
他有的时候会保留些许的记忆，比如一些模糊的片段或者熟悉的感觉。我和他下棋之后的五分钟里，他能够记起“不久前”有个医生和他下过棋，但是这个“不久前”是几分钟前还是几个月前，他就不知道了。停了一会儿，他会对我说：“这个人是你吧？”当我承认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开心。他这种说不清的开心和无所谓的态度也很有特点。当我问起现在的时节，他马上会东张西望，寻找线索来回答我。我悄悄地拿走放在桌子上的台历，他就朝窗户外面张望，以略估现在的时节。
看起来，他不像是记不住东西，倒像是记过之后再也找不着自己记在哪里了，而且这些记忆经常在一分钟或更短的时间之内就消失了，当他注意力分散或受到外界干扰时，这种特点会更加明显。与此同时，他的智力和感知依然出色。
总是活在过去
吉米的理科知识很丰富，都可以和数学与科技的专业人士媲美了。无论是初等数学还是高等数学，只要是计算方面的问题都难不倒他。当然，前提是这些题目可以很快被解出来；如果这道题步骤烦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涉及很多变量，他就会忘记做到哪儿了，甚至会连题目一起忘掉。他还知道各种化学元素，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画出元素周期表—但是表上没有铀之后的元素。
“都画全了吗？”他画完之后我问他。
“画完了，这是我知道的最新的元素周期表。”
“铀以后的元素你一个都不知道吗？”
“你在开玩笑吧？表上只有九十二个元素啊，而且铀是最后一个。”
我停顿了一下，然后翻出一本《国家地理》杂志放在桌上。“给我讲讲行星。”我说，“还有它们的相关资料。”他毫不犹豫，充满自信地给我讲述行星的事—它们的名字，已有的发现，与太阳的距离，大约的质量、特性以及重力。
“这是什么？”我指着杂志上的一幅照片问他。
“月亮。”他回答。
“不是，它不是月亮。”我说，“这是从月亮上拍摄的地球的照片。”
“医生，你在开玩笑吧！必须有人把照相机带到月亮上才行！”
“没错啊。”
“嘿！真能吹—人怎么可能跑到月球上去呢？”
除非是超级演员或者超级骗子，否则没人能把那种吃惊的样子表演得惟妙惟肖。所以，这一幕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他仍然活在过去。他的言谈、他的感受、他天真的好奇心，以及他为弄明白眼前事而作的努力，都像是一个40年代的年轻人，正在琢磨着还未发生却又难以想象的事情。“和其他事情相比较，”我在笔记中写道，“这件事情让我确定，他的记忆在1945年左右就中断了。”我拿给他看的、告诉他的事情，足以让一个生活在“斯普特尼”号卫星①发射之前那个年代的小伙子大吃一惊了。
我在杂志里看到另外一张照片，于是把它推到吉米面前。
“这是一艘航空母舰。”他说，“相当新式的设计，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呢。”
“它叫什么名字呢？”我问。
他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然后很困惑地说：“尼米兹号！”
“有什么问题吗？”
“见鬼了！”他很激动地说，“所有航母的名字我都知道，可从没听说有个叫尼米兹的啊……的确有个海军上将叫尼米兹，但是我从没听说有航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他很气愤，把杂志摔在地上。
生活在记忆的片断
接二连三的反常事件产生了负面效应，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于是，他开始显得失魂落魄、急躁焦虑起来。无心的发问把他推向了惶恐不安的境地，于是我停止了谈话，再次把他带到窗前，俯视下面洒满阳光的棒球场。看着看着，他的表情开始放松，慢慢把尼米兹号、卫星照片以及令他惶恐的事情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棒球比赛的观看之中。不久，美味的饭香从餐厅里飘过来，他舔舔嘴唇，说了声：“开饭啦！”然后径自离开了。
此刻的我百感交集，想到他的生命将这样混混沌沌地耗尽，我就感到揪心的痛。
“可以这样认为，”我在笔记中写道，“他仅仅活在记忆中的一个片段里，其他的记忆要么找不到了，要么根本就是空白……他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被卡在一个个不断变幻却又毫无意义的瞬间。”接着又写了些例行记录：“其他的神经系统检查项目完全正常。我认为，很有可能是科萨科夫综合征，由于受到酒精的过度刺激，脑间的*状体严重退化。”我的笔记既有事实描述，又有观察记录，我把它们都作了仔细的整理和归类。这期间我不断思考，这样的病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他的记忆力如此之差，我们还能说他“存活于世”吗？
在作笔记的时候，我一直迷信般地思考有关“魂飞魄散”的问题，思考人的记忆为什么会有连贯性，其根源到底是什么。吉米失去了根，把一切记忆都寄托于那虚幻而遥远的过去。
“只要把记忆连接起来就好了。”但是他该怎样连接？我们又该怎样帮他连接？如果不连接起来，他以后的生活会怎样？“我敢断言，”休谟①曾经写道，“我们只不过是各种知觉的集合体，这些知觉以让人无法想象的速度不停地运转，从而成就了所谓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吉米就已经退化成“休谟式”的人了。我不禁想，要是休谟看到一个支离破碎、变幻莫测的人—比方说看到了吉米，发现自己的哲学理论有了活生生的例子，他该会多高兴啊！
时间终结在1945
也许我能够从医学文献中找到一些建议和帮助—那是一篇大部分用俄文撰写的文献资料，科萨科夫在该篇文章中首次对失忆症进行了系统的定义和研究。此外就是卢瑞亚的《记忆神经心理学》（此书在我认识吉米一年后才出现译本）。科萨科夫在1887年写道：
受到影响的只有短时记忆，对短期发生的事情的印象迅速消失。然而，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产生的印象却能适度地回忆起来。由此看来，病人的能力、机敏的反应和丰富的想象并没受到影响。
科萨科夫研究成果卓著，但也留下了许多空白。一个世纪以来，许多人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迄今为止，对此研究得最深入最杰出的人物当属卢瑞亚。卢瑞亚把他的科学成果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出来，以引起大家对失忆症患者的同情。“我们常常看到，病人的思维是混乱的，他们甚至不能把经历过的事情按时间顺序排列。”他写道，“最后，他们会失去时间感，活在孤独的记忆片段里。”而且，如卢瑞亚所说，记忆丧失的时间范围会向前扩散，“严重的时候，很久以前的记忆也会受到影响。”
本书提到的卢瑞亚的病人，大多有严重的脑肿瘤，这种病的影响和科萨科夫综合征对人记忆的影响是一样的；但这种病会慢慢扩散，且经常伴有生命危险。卢瑞亚没有记录纯粹的科萨科夫症病例，科萨科夫却曾经对此有过细致讲述：脑间的状体虽然体积微小，但作用很大。当受到酒精的过度刺激时，患者的状体内部的神经细胞会遭到破坏，而大脑的其他部分依然保持完好。所以，卢瑞亚对病例没有作长期追踪。
吉米的记忆从1945年开始突然中断，起初，我怎么也想不通，甚至觉得没有可能，但是，那个时间点，那段日子却又如此突出，如此显而易见。我在随后的笔记中写道：
他的记忆中有大片空白。我也不知道那时以及之后他都经历过什么……我们必须把这些失去的记忆找回来—要么从他哥哥那里，要么从海军那里，要么从他以前住过的医院那里。有没有可能他当时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或者在战争中受到重大的脑部或情感刺激，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在他没有患上这种病之前，战争岁月是不是他最辉煌的时刻呢？①
都是酗酒惹的祸
我们给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EEG、脑部扫描等），发现他的大脑没有大面积的损伤。当然，这些检测是不能查出脑间*状体的萎缩情况的。海军给我们发来的报告说，吉米是1965年退役的，服役期间表现非常出色。
接着，我们从贝尔维医院翻出一份早已破损不堪的简短报告，其签署日期是1971年。报告中写到他“完全没有辨别能力……酒精的过度刺激引发了严重的脑组织综合征”（肝硬化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离开贝尔维医院，他被送到一个名叫“护士之家”的地方。那里地处农村，环境恶劣，条件极差，缺衣少食。他直到1975年才被“解救”出来。
我们找到他的哥哥，就是吉米常常挂在嘴边的、在会计学院上学，并和一个俄勒冈州的姑娘订婚的人。事实上，他哥哥早就和那个姑娘结婚了，不仅当了爸爸，还当了爷爷，从事会计工作都有三十多年了。
我们本以为能够从他哥哥那里打听到一些有关吉米的信息，结果只是收到一封简略客套的信。读这封信时，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猜测到，1943年这兄弟俩就分开了，之后基本没见过面。一部分原因是环境与职业的差别，主要还是脾气不合。看起来吉米一直没过上稳定的生活，他又是个乐天派，没事就自己去喝喝小酒。他哥哥觉得，军旅生活有其固定的作息，所以真正出问题是在1965年吉米退役以后。吉米不再工作，忽然失去了习惯性的作息与依靠，逐渐变得“失魂落魄”，并开始酗酒。6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后期），科萨科夫综合征开始发作，他的记忆也开始受到损伤，但那时还不至于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1970年开始，他酗酒越来越严重。
吉米的哥哥事后得知，就在那年的圣诞夜前后，吉米突然性情大变。他变得精神错乱，极易亢奋，也就是那时候被送到贝尔维医院的。之后的一个月里，异常兴奋与精神错乱的现象逐渐消失，转而又患上了严重而奇怪的记忆丧失症，用医学术语来讲，叫“失忆症”。这时，他哥哥来探望他了。兄弟俩二十年没有见面了，但是让哥哥感到震惊的是，弟弟不仅不认识他，还说：“别开玩笑了，你老得都可以做我爸爸了。我哥哥很年轻的，还在念会计学校呢。”
当我收到这些资料，就更搞不懂了，为什么吉米不记得他海军生涯后几年的日子？为什么直到1970年才开始失忆？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这种病人会有逆行性失忆症。“我越来越怀疑，”那时我这样写着，“他的病和歇斯底里症或者间歇性失忆症有关。还是在逃避一些痛苦的记忆？”我建议他去看精神病医生。医生的报告深入而又详细。检查的内容包括一项阿米妥钠测试，用以释放出所有可能被压抑的记忆。那位医生还尝试催眠吉米，以此来诱导出被歇斯底里症压抑的记忆。催眠对歇斯底里型失忆症有显著效果，但是由于吉米没有被成功催眠，这项测试失败了。原因不是吉米“抗拒”，而是他的失忆症太严重，以至于忘记了催眠师在说什么。任职于波士顿荣民医院失忆症病房的诃莫诺夫医生也有同样的经历。他的感觉是，这绝对是科萨科夫综合征病人的特征，而歇斯底里失忆症没有这个症状。
精神病医生写道：“我认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有歇斯底里症或者假装有缺陷。他既没有造假的本事，也没有造假的动机，他的失忆症是生理上的，且永远不能治愈。”但是对于长时间的记忆还存在这件事，仍然无法解释。而且她觉得吉米的问题“不用太担心……也不用太着急……也没什么有效方案”。她觉得无从下手，爱莫能助。
此时此刻，排除了其他诸如情感或器官因素的干扰，确诊吉米患了纯粹的科萨科夫综合征之后，我写信给卢瑞亚，询问他的看法。他在回信中提到一位名叫贝尔的病人，这位患者丧失了过去十年的记忆。至于这类逆行性失忆症为什么不能回溯到十年以前甚至一生，他也找不出原因。“……我只能无力地等待，看着它把一辈子的生活化为乌有，就像我母亲曾经经历的那样……”但是不知为何，吉米的失忆症只回溯到1945年就突然停住了。偶尔，他也能够想起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但是也只是些无序的小片段。有一次，他看到报纸标题有“卫星”二字，马上回忆起自己曾在一艘名叫“切萨皮克湾”的船上参加过卫星追踪计划。这一小段记忆应该发生在60年代早期或中期。但从实际观察来说，他的记忆切断点应该在50年代中期或后期。之后的记忆便断断续续，支离破碎。这是1975年时他的情况，九年之后他依旧是这样。
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无药可救。”卢瑞亚写道，“像这种病人，本着真心，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想恢复他的记忆是没希望了。”但是记忆不是人的唯一要素，人有感情，有意志，有触觉，有道德—这些都是神经学专家无法表达的东西。也许只有抛开常规心理学的范畴，才有可能找到方法来改变病人。“与我所在的诊所和科研机构不同的是，你工作的‘老人之家’是微型的社会，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神经心理学范畴内，你可能无计可施；但是如果进入个人空间，你也许大有可为。”
卢瑞亚提到他的病人科尔，这位病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识能力，绝望中还有种奇怪的平静。“我对现在的事情没有任何记忆，”科尔说，“我不知我刚刚做过什么，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对过去的记忆很清楚，但是对现在的事情毫无印象。”当问到他是否见过给他做检查的人，他说：“我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我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地说我见过你。”吉米也常常这样。科尔在同一个医院待了几个月之后会有熟悉感，吉米也是如此。他慢慢地在老人之家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餐厅在哪里，卧室在哪里，电梯在哪里，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工作人员，虽然老是和过去的熟人记混。他很快就对老人之家的一个护士产生好感，能够马上认出她的嗓音和脚步声，老说她是自己高中时期的死党。当我称她为修女时，他很吃惊。
“啊！”他惊呼，“怎么会这样，我从来没想过她会成为修女！”
吞没记忆的无底洞
自从1975年搬到老人之家以来，他从未持续无误地认识一个人，唯一一个例外是他的哥哥。每当他的哥哥从俄勒冈州来看他，场面都异常感人—那是吉米最动情的时刻了。他爱他哥哥，他还认得出哥哥，但不理解他哥哥为何如此苍老。“我猜某人衰老得比较快。”他幽默地说。事实上他哥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显老。他们的会面每次都十分感人，吉米也只有在这时候会把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无论他哥哥还是在场的旁观者，都一致认为，吉米还活着，像化石那样活在过去。
起初所有人都充满希望地帮助吉米，因为他是一个如此有人情味、如此受欢迎的人，既聪明又敏锐，没人觉得他无药可救。我们也从未想过会遇上如此严重的失忆症—有如一个无底洞，无论什么，哪怕整个世界掉下去了，都再也找不回来。
初次见面我就建议他写日记，鼓励他把自己每天的经历、感受、想法、回忆与反省统统记在日记本上。这个尝试从一开始就行不通，他总是丢失日记本。我又想办法让他随身携带，结果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他每天恪尽职守地带着日记本，但他认不出日记是他写的。他承认那的确是他的笔迹，但他常常对自己前一天写的东西感到吃惊。
他很惊讶，又对此漠不关心，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昨天”的人。他写的日记与现在无关，与过去无关，不能提供任何连贯性的概念，而且写的全是琐事，“早上吃鸡蛋”，“看电视球赛转播”，从未涉及深度的内容。但是这样一个失忆的人还有深度吗？他的感觉与思考还有深度吗？他是否已经退化成一个“休谟式”的人，一个记忆里只剩下孤立的印象与事件的人？
对于完全丧失自我的可悲，吉米可以说知道，也可以说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一条腿或一只眼睛，他会知道他没有了一条腿或一只眼，如果他丢失了自我—把自己丢了—他不会知道，因为他自己都不存在了，也就没必要知道了。）所以我不能以正常的思维去问他这些问题。
刚开始察觉到自己在一群病人中时，他觉得莫名其妙，他认为自己没病。我们想知道他作何感想。他体格强健，身材标准，有一种野兽般的力量和精力，但也有种莫名的懒惰、消极和漠然（大家都这么说），他给大家一种强烈的怅然若失的感觉。如果他知道的话，也是一脸的漠不关心。一天，我没有问他有关记忆与过去的问题，而是问他最基本、最简单的感觉：
“你感觉怎样？”
“我感觉怎样？”他重复着问题，挠挠头，“我不能说我感觉不舒服，但我也不能说我感觉很好，我不能说我感觉到任何东西。”
“你痛苦吗？”我又问。
“不能说我痛苦。”
“你喜欢你的生活吗？”
“我不能说我喜欢……”
我犹豫了，我怕我问得太多，会引发一些深层的、不常见的、难以忍受的绝望，从而伤害到他。
“你不喜欢你的生活，”我说道，有些犹豫，“那你对生活有什么感觉？”
“我不能说我对任何事情有感觉。”
“那你感觉你还活着吗？”
“感觉自己还活着？不太真实。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感觉不到自己活着。”他的脸马上被哀愁与失望笼罩。
游戏和猜谜语是他的兴趣与特长，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吸引他，至少让他在玩的时候有种参与感和竞争感。虽然从未抱怨过孤独，但他看起来很孤独；从未表达过悲伤，但他看起来很悲伤。我建议他加入老人之家的娱乐活动。这可比记日记有效多了。他马上投入到游戏中去。吉米轻而易举地解开了所有的难题，而且做得比其他人更快更好，所以大家很快都不玩了。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他又变得烦躁不安，在走廊上溜来溜去，自尊心受到了打击：游戏与谜语是给小孩玩的。显然，他需要做点什么，他应该有所成就，有所作为，有所感触，他想活得有意义，活得有目标—用弗洛伊德的话说，需要“工作与爱”。
“丢了魂”的人
他还能做“正常”的工作吗？他哥哥说，自从1965年停止工作以来，他就变得“支离破碎”了。他有两项杰出的技能—运用莫尔斯码和打字。除非特别的用途，我们基本上用不上莫尔斯码；如果他还能打字，这还挺不错，而且这也是一项真正的工作，而不是游戏。吉米很快就恢复了以前的能力，开始飞快地打字—他都不会慢慢打—并从中找到工作的挑战和满足。但是这仍然是肤浅的触摸和打字，全都是琐事，从没走向心灵深处；他只是很机械地在打字，并不知道自己在打些什么，短句一个接一个无意义地排列着。
很自然，有人会说他是精神病—一个“丢了魂”的人。有没有可能他真的已经被疾病夺走了灵魂？“您认为他还有灵魂吗？”有一次我这么问修女。她被我的问题激怒了，但是她能理解我为什么这样问。“去看看教堂里的吉米吧。”她说，“然后再作判断。”
我去看了，之后被打动了，被深深地打动了：此时此刻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他，甚至从未想过他能这样。他跪在那里，把《圣经》放在嘴边，投入地、安静地，在一种绝对集中的精神状态下开始了与上帝的交流。他全神贯注地祷告，失忆症消失了，科萨科夫症也不见了。他不再被左支右绌的问题困扰，也不再为记不清事情而焦虑，而是彻底地达到身心统一，无人可扰。
显然，吉米在精神与行动的统一中找到了连贯和真实的自我。修女们是正确的—他真的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我不禁想起卢瑞亚的论断：“记忆不是构成人的唯一要素，人还有感想、意志、知觉、精神……就在这里……你可以接触他，并且看到一种深刻的改变。单独的记忆、意识或心理活动是不能把一个人支撑起来的，但精神与行动完全可以。”
可能“精神”这个词太狭隘，因为它美好而动人。教堂里的吉米让我大开眼界，在他的国度里，关注与交流依然在起作用，也同样拥有深度。我还注意到，在音乐、戏剧、艺术方面，他也没有任何问题。
艺术拯救灵魂
他喜欢园艺，并且在我们的花园中负责部分工作。刚开始他认为花园是一项新鲜事物，甚至向花园问好。但由于某种原因，比起老人之家，他对这座花园更熟悉。他既不会在花园里面迷路，也不会找不到方向。我想，他肯定把这里当成记忆中深爱的康涅狄格州的花园了。
吉米对外延性的时空一无所知，但是他完整地建立起柏格森①的“有意识的”时间概念，在此原则下，随着环境和心情不断变化常常持续很久。如果吉米遇上的主要是任务、难题、游戏或者计算等纯粹智力上的挑战，他做一会儿就忘了，但是如果他专注于感情或精神—沉醉于自然或艺术、聆听音乐、在教堂里做弥撒等，注意力和情绪便能够持续好长一段时间。而且他会陷入宁静的沉思，这是他在老人之家生活的日子里我们从来没见过的。
我认识吉米已经九年了，从神经心理学角度讲，他没有任何改变。他仍然患有最严重的、最恶性的科萨科夫综合征：记不起几秒钟前互不相关的东西；罹患的健忘症非常严重，忘记了1945年之后的事情。但是从精神角度讲，他一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不会花言巧语，不需要休息，从不烦躁，关注周围的美好与灵性，擅长克尔恺郭尔①提及的所有范畴以及美学、道德、宗教、戏曲等。我第一次见他时就想，如果他真的是“休谟式”的人，过着毫无意义的肤浅的生活，我们还能否想出办法来让他超越自己的不连贯性。经验主义告诉我：没有。但是经验主义和经验科学未涉及灵魂，没有说明什么东西组成、决定了人。也许这不仅是一堂哲学课，还是一堂医学课：在科萨科夫症、痴呆症或其他这类病例中，无论器官损伤或休谟式的瓦解有多严重，在艺术交流的时候，只要触及人类灵魂，就仍然有一线希望，而且这种情况在那些患有神经损伤、乍看起来无药可救的人身上一定会发生。
后记
现在我知道，在科萨科夫症的病例中，逆行性失忆症虽然称不上普遍，但是也不难见到。但经典的科萨科夫综合征—纯粹由酒精破坏*状体而引发的永久性失忆症—即使在严重酗酒的人当中也很少见到。我们知道，科萨科夫症会伴随病理特征，比如卢瑞亚的病人患有肿瘤。不久前，有人记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幸运的是时间很短暂）重度科萨科夫症的个案，这种病的全称叫做暂时性全部失忆症（TGA），其并发症为偏头痛、脑损伤和大脑缺血。这种短暂但严重的遗忘症可能持续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病发时，病人可能一直机械地在开车或工作。但是这种熟练后面隐藏了严重的失忆症—每句话刚说完就忘了，每个东西刚看完就想不起来了，但长时期建立的记忆和日常作息会完好地保存下来。（牛津大学一位博士于1986年制作过一些有关TGA病人的经典的录像带。）
这类病例还经常伴有深度的逆行性失忆症。我的同事里昂·布鲁特斯医生告诉我一个他不久前遇到的病例。有一位非常聪明的男士，他在好几个小时之内记不起他的妻子和孩子，甚至记不起他有妻子和孩子这件事。确切地说，他失去了生命中三十年的记忆。好在失忆症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而且所有记忆很快就恢复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对病人来说非常可怕，它能够一下子抹去宝贵的记忆与丰富的经历，把几十年的辉煌成就和美好生活一笔勾销。而且，只有其他人才会感到可怕，病人自己却毫无意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患有失忆症，而且对此一无所知，还在埋头做他的事情。只是随后发现，自己不仅忘了一天（就像平时宿醉造成的失忆），而且忘了半辈子的生活时光。试想想一个人将大半辈子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样的事情是多么荒诞而恐怖。
人过中年，优质的生活常常会因中风、衰老、脑损伤等事故过早地中断，但人们会一直保留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记忆，并把它当做一种补偿：“至少在脑损伤或中风之前，我活得很充实，什么都经历过了。”过去的时光不是一种安慰，就是一种折磨，但这些都可以被逆行性失忆症统统带走。根据我的经验，布努艾尔说的那个“能够擦去人生记忆的最后遗忘”，可能会发生在痴呆症的后期，绝不会因为突然的中风一下全部忘记。有一种类似的失忆症也会让病人突然失去记忆，不过不同之处是，它不是“全部的”，只局限于特定范围。
我负责照顾的一位病人，他的后脑循环系统突然发生血栓，导致双目失明，但是病人自己却不知道，也没有怨天尤人。提问和测试显示，患者不仅由于皮质性失明看不见东西，而且视觉影像和记忆也没有了，这一切他自己都毫无意识。事实上，他失去的是“看”这个概念—不仅不能通过视觉描述事物，而且当我使用“看”和“光”这些词的时候，他还很困惑。换句话说，他已经成为没有视觉的生物，他一生中所有的视觉和看到的东西已经被偷光了，他的有形有像的生活经历已经被抹得一干二净，被瞬间的中风洗劫一空。这种视觉的失忆症和所谓的“不知道自己失明了”、“不知道自己失忆了”，都是彻头彻尾的科萨科夫综合征，只不过这种失忆症仅限于视觉罢了。
在上篇文章《错把妻子当帽子》中，主人公并不是完全失去记忆，而是部分失忆，且只是局限于特定的认知领域。这是一种绝对的“面貌失认症”，这种病人不仅不能识别五官，而且也不能想象或记住任何人的脸—事实上，和我那位饱受折磨的患者不知道“看”和“光”是什么一样，他不知道“脸”是什么。安东在19世纪60年代描述过这种症状。但科萨科夫和安东留下的病例，以及有关患者的环境、生活和特征等详细记录，即使在今天也鲜少有人问津。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把吉米带回他的家乡，帮他找回失忆前的日子，他会有何反应？但那个康涅狄格州的小村庄在这几年变成了喧闹的市区，早已不是当年景象。随后我知道了这样做的后果。一个叫史蒂芬的病人在1980年确诊患上了科萨科夫综合征，其逆行性失忆症状只回溯到两年左右。这个人除了患有严重的癫痫和抽搐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必须住院治疗。他基本上连周末都不回家，可回去之后就出事了。在医院里他谁都不认识，什么都认不出来，处在一种无限癫狂的迷失状态中。但当他妻子把他带回家时，他的房子成了治疗其失忆症的“时间胶囊”。他立刻感觉回到家了，认出了每件东西，像以前那样触摸气压表，检查温度调节器，享受他以前最爱的摇椅。他谈论邻居、商店、当地的酒吧、附近的影院，这些还是70年代中期那个样子。他对房间里的每一个细微变化感到苦恼和不解。“你今天换窗帘了！”有一次他向妻子抗议，“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突然！今天早上还是绿色的。”其实，自从1978年起它们就不是绿色的了。大部分商店和邻居的房子他都认得，在1978年至1983年间它们都没变化过，但史蒂芬对影院的搬迁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怎么能一夜之间就把影院拆掉，还建出一个超市来呢？”他奇怪地发现，老朋友们和老邻居们都突然间苍老了：“他这么老了！以前我都没注意过。为什么每个人直到今天才显示实际年龄？”
当他的妻子把他带回医院的时候，真正令人沉痛和悲哀的事情发生了：他觉得，他的妻子莫名其妙地把他带到一个奇怪的地方，然后扔下他就走了。他从没来过这里，到处都是陌生人。对此，他实在难以接受。“你在做什么？”他既困惑又害怕，尖叫起来，“这是什么鬼地方？到底要干什么？”这场面几乎惨不忍睹。对于病人来说，这件事太不靠谱，简直就是噩梦。幸好，几分钟之后他就把这件事忘记了。
像这类定格在过去的病人只能待在家里，从过去的时光中找寻方向。对他们而言，时光已然停止。我听到史蒂芬回到医院时充满困惑与恐惧的尖叫—对着已然消失的过去尖叫。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否创造出一种时间胶囊，抑或是写本小说？除非《觉醒》的主人公罗斯·R（见本书第十六章《六十三岁的不良“少女”》），我尚未耳闻有病人因受年代混淆的困扰而有这般遭遇、折磨。
吉米达到了一种平静状态，威廉（见本书第十二章）在继续胡乱闲扯（威廉的症状就是胡扯），但史蒂芬的时间创伤一直未平复，这种痛苦将无法治愈。
对我们而言，事物当中重要的一面，常常会因其简单和熟悉而被我们忽视（当某事物总是出现，我们便会对它熟视无睹）。我们探索的真正内涵根本没有引起注意。—维特根斯坦①
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话，从认识论角度讲，可以适用于人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特别是谢林顿②所称的“我们神秘的感觉，我们的第六感”。第六感是一种连续不断但又无意识的知觉，从我们可以活动的身体部位（肌肉、筋腱、关节）涌出，不断地监控和调节着这些部位的姿势、节奏以及动作。因为“第六感”是习惯性的、无意识的，所以它们对于身体作用的过程鲜为人知。
我们的其他感觉—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是明明白白的存在；但是这个神秘的感觉—我们的第六感—则需要经由探索而得，事实上，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被谢林顿公之于世。为了区别于“外感受”和“内感受”，他把这种神秘的感受叫做“本体感受”，它对于我们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就是由于“本体感受”的存在，我们才感觉到自己的肉体适合自己，如同自己的“财产”，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有什么比拥有、支配且自由运作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呢？但可能因为这件事太熟悉太容易了，以至于我们从未感到有什么特别。
乔纳森·米勒①编导了一套精美的系列电视节目，名字叫《质询身体》。但是一般而言，我们的身体毋庸置疑，它们就是如此简单，理所应当地在那里。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种身体的确定性是所有知识和规律的基础。所以，在最后一本书《论确定》中，他开篇就说：“如果你确定这是一只手，我们保证你能够得到其他所有的真相。”但是，在同一页上又写着：“我们能问的，就是是否有必要去怀疑……”之后又写道：“我能怀疑它吗？缺少怀疑的理由！”
事实上，他的书应该以“论怀疑”为题目，因为很明显，他的怀疑不比确定少。当然读这本书的人也会反过来想，他是不是在与病人接触的过程中，受到了刺激才产生这样的想法—他想知道是否存在某种情况和条件，以去除身体的确定性，能够给人理由去怀疑自己的身体，怀疑整个身体的存在都不具有确定性。这种想法在他最后的写作中，如噩梦般纠缠着他。
噩梦竟然成真
克里斯蒂娜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女子，今年27岁，喜欢曲棍球和骑马，自信强健，身心健康。她有两个孩子，在家从事电脑程序的编制工作。她聪明而有教养，热爱芭蕾舞和田园诗（但是我想她不会喜欢维特根斯坦）。她过着乐观充实的生活，几乎很少生病。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在一次腹痛的侵袭之后，医生检查出她有胆结石，并建议她切除胆囊。
手术前三天她就住进了医院，并接受预防细菌的抗生素注射。这只是单纯的例行程序，一个预防措施而已，根本不会出现什么并发症。克里斯蒂娜知道这些，心里坦然，并没有什么顾虑。
手术前一天，不爱幻想、很少做梦的克里斯蒂娜做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噩梦。梦里，她剧烈地晃动着，双脚根本站不稳，几乎感觉不到下面的地板，对手中握着的东西也没有感觉，手臂来回摇摆，捡起的东西总是掉下去。
她被这个梦困扰着。“我从未有这样的经历。”她说，“它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看她如此痛苦，我们就去请教精神科医生的意见。“这是手术前的焦虑，很正常，我们见得多了。”医生说。
但是那天稍晚时，噩梦成真了。克里斯蒂娜发现自己的双脚真的站不稳了，晃来晃去，手也拿不住东西。
精神科医生再次被请过来，他对此也感到很困惑。“焦虑性的歇斯底里，”他用一种不屑的口气断言说，“典型的转化症，这样的事情常有。”
手术那天，克里斯蒂娜的情况更糟了：她根本站不起来—除非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她的手什么都拿不住，晃来晃去，除非用眼睛盯着它们。当她伸手拿东西，或者试着喂自己吃饭时，不是够不到就是方向偏得离谱，似乎某些基本的控制或协调功能丧失了。
她甚至不能坐起来—她的身体垮掉了。她脸色奇怪，面无表情，目光呆滞，甚至连语调都变了。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她张着嘴巴，用鬼魂般单调的声音说，“我感觉不到我的身体，我感觉很恐怖—灵魂和肉体分家了。”
灵魂和肉体他会分家
这件事听起来让人惊讶不已，除了困惑还是困惑。灵魂和肉体分家了？她疯了吗？那么她的身体状况怎样了呢？无论是声音还是肌体，从头到脚都崩溃了；她的手来回摇晃，对此她都没有意识到；她够不到东西或方向偏离，好像她的神经末梢接收不到任何信息，声音和动作的控制系统发生了灾难性的崩溃。
“这个情况很特殊，”我向该院的医生说，“几乎不能想象到底何种原因诱发了这样的病症。”
“这是歇斯底里症啊，萨克斯医生。精神科医生不是这么说的吗？”
“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你以前见过这样的歇斯底里症吗？从现象学的角度思考，把你看到的一切当做真实的现象，你看到的她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不是虚构的，而是身心兼具的整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的景象呢？”
“我不是在向你们提问，”我补充说，“我和你们一样困惑。我以前从未见过或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思考着，他们也思考着，我们一起苦思冥想。
“会不会是二顶骨综合征？”有人问道。
“‘好像’是，”我回答，“顶叶不能收到该有的感觉信息。让我们做些感觉测试，同时测试顶叶的功能。”
测试后，事情的脉络逐渐清晰。看起来这是一种深度的本体感受缺失症，从脚尖到头部，几乎全身都是这样：顶叶一直在工作，但是没有作用对象。克里斯蒂娜也许患了歇斯底里症，但是她还有一堆其他问题，都是我们没有遇到过，甚至想都没想过的。于是我们紧急电召物理治疗师过来。
物理治疗师见到克里斯蒂娜之后，十分惊讶，立即为她作全面检查，之后又进行神经和肌肉功能的电击测试。“真是匪夷所思，”他说，“我以前从没遇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她已经失去了全部的本体感受—你说得对—从头到脚。不管什么测试，肌肉、筋腱以及关节都没有任何感觉。其他的感觉形态也有轻微的损伤—触觉、温度、疼痛，还稍微影响到运动神经纤维。受到损伤的主要是定位感觉—也就是本体感受。”
“原因呢？”我们问。
“你是神经病专家。你去查清楚吧。”
身体也会失明
到了下午，克里斯蒂娜的情况更糟了。她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默不作声，甚至呼吸都变得越来越微弱。我们想，该给她使用呼吸器了。
脊椎穿刺的结果显示，她患了一种急性多发性神经炎，而且是一种最特殊的炎症：不像居–巴二氏综合征，它不会对运动神经造成全面影响，只是一种纯粹（或近乎纯粹）的感觉神经炎，通过神经轴影响到脊髓和脑部的感觉根①。
手术不得不延期了，病情越来越紧迫：她能活下来吗？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检查完她的脊髓液之后，她用虚弱的声音问我们：“检查结果如何？”
“你有炎症，神经炎……”我们开始把我们知道的一切告诉她。当我们遗漏事情或者避重就轻的时候，她就用直截了当的提问把话题扯回来。
“我能好起来吗？”她追问。我们面面相觑，看着她说：“我们也不知道。”
我告诉她，身体的平衡感由三个因素决定：视觉、平衡器官（前庭分析系统）以及她丧失的本体感受。正常情况下三者分工合作。如果有一方失去作用，其他两方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补偿替代功能。比如，我的病人麦格雷戈先生（见本书第七章），他的平衡器官不能正常工作，我就告诉他用眼睛代替。患有神经梅毒或脊髓痨的病人有相似的症状，但仅限于脚部，同样需要用眼睛来代替（见本书第六章）。如果有人要求这些病人移动腿脚，他们很可能回答说：“好的，医生，等我先找到它们。”
克里斯蒂娜听得很仔细，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专注。
“那我要做什么呢？”她慢慢地说，“是不是我过去使用到—你们叫什么来着—本体感受的地方，现在都要用视觉、用眼睛来代替？我已经注意到了。”她沉思片刻，又说：“就是说我会‘找不到’我的胳膊。我认为它们在这里，但我发现它们在那里。这个‘本体感受’就像身体的眼睛，身体通过它来找到自己。如果没有它—就如我现在这副模样—身体就失明了。我的身体如果失去它的眼睛，就不能‘看’到自己了，对吗？所以我必须去‘看’它，充当它的眼睛。对吗？”
“是的，”我说，“完全正确。你都可以去当生理学家了。”
“我有必要成为生理学家，”她无奈地笑了笑，“因为我的生理状况出了毛病，可能永远都不能恢复健康了……”
用眼睛监视自己
克里斯蒂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坚强的意志，虽然急性炎症后来消退，她的脊髓液也恢复了正常，但是她的本体感受纤维受到的破坏还未治愈。所以，一星期或一年之后，她并没有实现神经病学意义上的复原。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和调整（情感和心灵上的努力不少于神经生理上的），她已经过上基本正常的生活，但是八年过去了，病情依旧没有好转。
第一个星期克里斯蒂娜什么都没做，只是消极地躺着，也很少吃东西。她处在一种极度震惊、恐怖和绝望的状态中。如果不能恢复正常，生活将会怎样？每个动作都要如此吃力，日子该怎样过？尤其是，灵魂和肉体分开之后，她该怎么生活下去？
生活总会出现转机，克里斯蒂娜就是如此。很快，她可以活动了。开始，她要是不用眼睛，什么都不能做。一旦闭上眼睛，她就会无助地瘫在那里。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她要用眼睛监视自己，做每个动作时都要费尽心思地看好重要的移动部位。尽管有意识地监视和控制，她的动作还是显得相当笨拙。后来，让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惊喜不已的是，随着她自己不断地努力，每天坚持，她的动作开始变得优美、自然起来，动作控制得也愈加精准（虽然仍要全部依靠眼睛调节）。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她正常的、无意识的本体感受调节逐渐被同样无意识的视觉调节所取代，而且反应更加和谐，更加流畅。会不会某种更基本的功能在发挥作用？大脑对身体的视觉模式或身体影像的掌控能力通常非常微弱（盲人自然没有这种能力），而且通常是附着于本体感受下的身体模式。有没有可能，在本体感受的身体模式失去之后，通过补偿或替换的方式，她得到了一种更强的、非同寻常的力量？也许通过这种方式，还使得内耳前庭影响下的身体模式或身体影像获得补偿性提高……同样达到了比我们期望中还要好的效果①。
姑且不论她是否更多地使用耳前庭反馈，显然她耳朵的功能增加了，这是一种听觉反馈。通常，对说话而言，耳朵只是一种辅助器官，且无足轻重。即使我们因为伤风导致耳聋，也能讲话，而有些先天耳聋的人也能够获得近乎完美的语言能力。讲话时语调的变化通常是一种本体感受，受控于发声器官的回流信号。克里斯蒂娜已经失去了这种正常的回流功能和传入功能，失去了正常的本体感受下的声调与姿势，所以她不得不用耳朵，用听觉反馈来代替。
除了这种新型的补偿反馈之外，克里斯蒂娜还开始发展其他形式的反馈补偿，虽然刚开始是有意识的、特意的，但是慢慢都变成了无意识的、自动的（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位非常耐心、经验丰富的康复师的帮助下进行的）。
不知感觉为何物
从患病开始之后的一个月里，她如同一个软软的布娃娃，连坐都坐不起来。但是三个月之后，我很震惊地看到她正襟危坐，腰杆挺直，如舞者那样标准。事实上我很快就发现，她摆成那个姿势，其实是故作姿态，强装出来的，用以弥补不太自然、欠缺真实的样子。与生俱来的能力失效了，她就想尽办法去弥补，但是这些都是在本能的基础上展开的。很快，这种刻意的努力成了她的第二本能。声音也是这么发出来的，刚开始的时候她几乎是个哑巴。
如同观众观看的舞台节目，这些都是经过详细计划的。她的声音夸张、做作，既非表演需要，也非故意扭曲，而是由于发声系统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由于缺少本体感受来控制面部表情和声调①，她依然毫无表情、目光呆滞。虽然她有正常的、丰富的内心情感，但只能用故意夸张的方式才能表达出来（比如失语症患者一般就会采取夸张的腔调）。
但是所有的措施充其量只起到一部分作用，它们只是让生活变成可能，但是不能让生活恢复正常。克里斯蒂娜学着走路，乘公交车，处理生活中的琐事。她仍然非常小心地行动，用奇怪的方式做事情。一旦她的注意力分散，事情就会中止。比如，她要是边吃东西边说话，或者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就要使出万般痛苦的力量来握住刀叉，以至于手指和指甲毫无血色；但是一旦痛苦的压力减轻，她就变得毫无力气，任刀叉掉得满地都是。所有的动作都是两极分化，难以控制。
就这样，虽然她没有任何神经学上的恢复迹象，但是她住在医院的康复病房长达一年，在各种精心的治疗和帮助下，取得了相当重要的进步，学会了使用各种替代手法和其他类似的技术与本领。最终，克里斯蒂娜离开医院，成功地回家和孩子团聚。她重新坐到电脑前面，学着用特殊的技巧来操作电脑，而这一切全部要靠视觉而不是感觉。她已经学会了操作，但是她有何感觉？这些替代方法是否驱散了她当初所讲的“灵魂出窍”呢？
答案是：一点也没有。她依然灵肉分离，依然没有本体感受，她的身体死掉了，不是真实的，不是她自己的—她无法支配自己。她对这种感觉无以言表，只能用其他的感觉来类比：“我觉得我的身体又聋又瞎……它一点感觉也没有。”，这是她自己的话，她找不到任何词语来形容这种感觉上的剥离和丧失（或者淹没），就好像死一样沉寂。她不知如何表达，我们也找不出词来形容。更可悲的是社会也对这种情况缺少关注和同情。至少盲人还是有人关心的，我们能想象出他们的感受，因此会想方设法去关照他们。但是当克里斯蒂娜痛苦而又笨拙地爬上公交车，她得到的往往是莫名其妙的吼叫：“怎么回事，小姐？你是瞎了还是喝醉了？”她能说什么呢，说“我没有本体感受”？缺少社会关爱和同情好比雪上加霜：残疾？但是她怎么跟别人解释她的残疾呢？毕竟既不能说她失明，也不能说她瘫痪，什么都说明不了。她因此经常被人当成骗子和笨蛋。这就是那些第六感失调病人的遭遇（患有耳前庭损伤或者做过迷走神经①切除手术的病人也有类似的经历）。
克里斯蒂娜仿佛掉进了一个不可名状、难以想象的深渊里，空洞又虚无。有时候她真的要崩溃了，不是在大庭广众，而是在我面前。“要是我有感觉就好了！”她哭着说，“但我忘了那是什么感觉……那时候我完全正常，不是吗？像正常人一样活动？”
“当然。”
“没有‘当然’这回事。我不相信。证明给我看。”
我给她放了一段她陪孩子玩耍的家庭录像，这段录像是她患上多发性神经炎之前的几个星期拍摄的。
“是的，这就是我！”克里斯蒂娜笑起来，然后又哭了，“但我再也不是那样优雅的女子了！她走了，我记不得她了，甚至想象不出来了。我好像被掏空了……就好像他们拿青蛙作实验一样，不是吗？我就像一只被抽了脊髓的青蛙……来吧，来看看克里斯，第一个被挖脊髓的人。她没有本体感受，没有自我感觉—灵魂和肉体分离了的克里斯，一个没有脊髓的女孩！”她狂笑起来，处于歇斯底里的边缘。
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就是被“挖去脊髓”了，灵魂与肉体分家，成了一个“幽灵”。
她已经失去本体感受的能力，失去最基本的器官定位功能，至少不能识别身体，或者说缺少“躯体的自我意识”。弗洛伊德把这一点看做自我存在的基础：“躯体的自我意识是自我存在最重要的基础。”当身体意识或身体影像发生深度失调时，这种自我丧失和感觉丧失就时常发生。美国内战时期，在治疗截肢患者和神经受损的病人时，威尔·米切尔发现了这一点并作了描述，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高度。他用类似小说的方式进行描述，又不失现象学上的精准。他用病人乔治·狄德罗的口气说：
我发现，让我惊恐的是，有时候我很少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前老是这样。这种感觉是如此的新奇，刚开始我非常困惑。我不断地想问别人，我是不是真的叫乔治·狄德罗，但是我清楚地知道，问这样的问题有多荒谬。我克制着自己说这些话，转而更加努力地分析我的感受。有时，坚信“我就是我”这件事让我很崩溃、很痛苦。我所能形容的，就是缺乏自我感觉。
对克里斯蒂娜而言，这种自我感觉丧失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慢慢淡化。但自从她发现的那天起，这种怪异的、以身体器官为基础的、灵魂与肉体分离的感觉，就是如此严重和不可思议。那些脊椎高位截瘫病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不同的是，他们完全不能动，而克里斯蒂娜虽然“没有感觉到身体”，却能下床活动。
当她的皮肤受到刺激时，她会得到短暂的、局部的解脱。她尽可能地让自己待在室外，尤其喜欢坐在敞篷车里，因为这样能够感到风从她身体和脸颊吹过（她的表皮触觉受损轻微）。“棒极了，”她说，“我感觉得到我胳膊和脸上的风，虽然很微弱，但我知道我有胳膊，有脸。虽然不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至少有点儿意义了，那种恐怖的、死一般的阴影终于可以离开一会儿。”
但是她的情况还是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她并不清楚“这是一只手”是什么意思，她失去本体感受，患有传入神经阻滞，这剥夺了她存在和认识自己的基础，无论她怎么做，或者绞尽脑汁地想，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她没办法确认自己的身体。要是维特根斯坦患了她这样的病，他会怎么说呢？
从不同的角度看，她既是成功者，又是失败者。对于身体而言，她的操控很成功，但是她的存在很失败。所有的适应和调节都非常成功，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意志、勇气、坚韧不拔、独立自主以及感觉与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带给她坚实的保证。她曾经面对，也正在面对空前的挑战，与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离奇的经历作斗争，已然成为一个不屈不挠的英雄人物。她是克服了神经炎顽症的无名英雄之一。
但是她终究无法摆脱身体上的缺陷。就算集聚世上所有的精神和智慧，就算神经系统恢复了替代和补偿能力，也不能对她一直以来完全崩溃的本体感受缺失有丝毫改变。那个一旦失去就不能感觉到身体存在的重要的第六感，就这么没有了。
直到1985年，可怜的克里斯蒂娜还是像八年前那样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还要如此度过余生。她的感受没有人体会过。时至今日，据我所知她是第一位这样的病人，第一位“灵肉分离”的人。
后记
现在有很多和克里斯蒂娜有相同遭遇的人。我从第一位发表此病例的医生绍姆伯格那里得知，各地出现了大量的病人，他们都患有严重的感觉中枢神经病变。和克里斯蒂娜一样，受到疾病影响最严重的人都有身体影像失调的症状。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养生家，热衷于大量服用维生素，特别是大量服用维生素B6。所以，现在已经有上百名“灵肉分离”的人了。但和克里斯蒂娜不一样的是，只要他们停止服用维生素B6来毒害自己，多数人会好起来。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医学院学生的时候，有一个护士非常困惑地给我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她给我讲了一个怪异的故事：她们接收了一位新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早上刚刚住院。患者看起来文静谦和，情况也正常。但当他从小睡中醒来的那一刻，开始变得特别激动和怪异，和之前的表现判若两人。不知为什么，他拼命地让自己摔下床去，坐在地板上大发雷霆，大喊大叫，怎么也不肯上床去。电话里，那个护士诚恳地问我，能不能过去看看，帮她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到了那儿，我发现那个病人躺在床边的地板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一条腿。他的表情既愤怒又警戒，既窘迫又滑稽—当然更多的是尴尬，还略带一点儿惊慌失措。我问他是否要回到床上去，他一脸烦躁地摇摇头。于是，我蹲在他旁边，顺手捡起地上的病历。病人自己说，是他那天早上过来作检查的病历。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神经病专家却诊断说他有一条“懒惰”的左腿—他们当时就是用的这个字眼—所以觉得他应该住院。他一整天都感觉非常好，傍晚睡得也不错，醒来的时候也觉得很好。据他说，直到在床上动了一下，他才发现，不知道“谁的”腿放在了他的床上—一条切断的人腿，好恐怖啊！
刚开始，他惊呆了，既惊愕又恶心—他从未经历过，也从未想到过这类荒唐事。他小心翼翼地碰碰那条腿，随即发现，除了有点“特别”，还有点凉以外，这条腿做得真是太逼真了。他转念一想，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肯定是个玩笑！一个诡异、缺德，但又绝无仅有的玩笑！那天恰好是新年夜，每个人都在忙着庆祝节日。有一半的员工都喝醉了，空气中弥漫着欢声笑语，到处都是一派狂欢的景象。他想，一定是在他熟睡的时候，一个喜欢恐怖和恶作剧的护士从解剖室偷来了一条腿，悄悄塞在他的床单下面，打算和他开个玩笑。想到这里，他就安心了；再转念一想，玩笑归玩笑，这样做又实在是有点玩过火了。他一边想着，一边要把这鬼东西扔出床外。但是—这时候他停止了自言自语，身体突然开始颤抖，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当他把那条“假腿”扔出床外的时候，他也被扔出去了—这条腿竟然连在他的身上。
“你看看它！”他表情激动地大喊大叫，“你遇上过这样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东西吗？我觉得肢体是没有生命的，但是这个东西也太不可思议了，也不知怎么的—真是吓人啊—这东西老缠着我不放啊！”他用双手紧紧抓住那条腿，使出吃奶的力气，想把那条腿从身体上撕下来。见没有成功，他就愤怒地捶打着那条左腿。
“放松！”我说，“安静！放松点儿！我才不会像你这样打那条腿。”
“为什么不呢？”他看着我，表情急躁而冲动。
“因为那是你的腿啊！”我回答，“你怎么会不知道那是你的腿呢？”
他直直地盯着我，眼神里满是茫然、怀疑以及恐惧。“哎呀！医生！”他说，“你当我是傻瓜呀！你和那些护士串通好了呀！你可不能和病人开这样的玩笑啊！”
“我没和你开玩笑。”我说，“那就是你自己的腿啊！”
他看到我一脸严肃地回答他，随即陷入了恐惧之中。“你说这是我的腿，医生？你不会是想说，一个人总该认得出自己的腿吧！”
“完全正确。”我说，“我们都应该认识自己的腿。我不能想象，还有不认识自己的腿的人！或许，是你一直在耍我们？”
“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我没有……一个人肯定知道自己的身体，知道哪个是自己的，哪个不是自己的—但是这条腿，这东西它……”由于厌恶，他再一次颤抖，“感觉不对劲，感觉是假的，它看起来不像是我身上的一部分。”
“那它像什么呢？”我迷惑地问他。现在，我和他一样茫然了。
“它像什么呢？”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我来告诉你它像什么，它什么都不像，我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我不清楚这个东西该属于哪里……”他的声音越来越弱，一脸的惶恐和震惊。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觉得你的状况不太好，请允许我们把你送到床上去。但是，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这条腿—不是你的左腿（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曾一度说那条腿是仿制品，并对某人挖空心思制造一个如此逼真的东西感到不可思议），那你的左腿去哪儿了？”
于是，他的脸色再一次变得苍白—苍白到让我觉得他马上要晕倒。“我不知道。”他说，“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它不见了，它消失了，找不到了……”
后记
这篇故事发表以后，我收到著名神经病学家克雷默医生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曾被邀请去心脏科病房探望一位病因不明的病人，他患有心房纤维性颤动的疾病，导致左侧偏瘫的心脏栓塞已经被切除。我被邀请去看他的主要原因是，他晚上不停地从病床上摔下来，而心脏病专家又找不到病因。
我问他晚上发生过什么事，他很坦白地说，夜里一觉醒来总是在床上发现一条冰冷的、毛茸茸的、死人的腿，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也接受不了。于是，他就用他健康的胳膊和腿把它推到床外。当然，这么一来，身体也就跟着掉下去了。
这个病人可以说是完全丧失半身肢体知觉的典型病例。但是，有趣的是，我没有办法让他告诉我，他那一条腿是否还在床上，因为，病人脑子里面只有那条让人毛骨悚然的“怪”腿。
玛德琳于1980年住进了纽约附近的圣班尼迪克医院。她当时六十岁，双目先天性失明，大脑瘫痪。她一生都待在家里由家人照料。她还患有手足徐动症，双手不自觉地痉挛。看到病历上写的有关她的状况，我原以为她不仅反应迟钝而且大脑退化。但她根本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她讲话流畅，而且口才颇佳（很幸运，她说话基本不受痉挛的影响），处处表现出饱满的精神状态，既聪明又有修养。
“您读了很多的书吧？”我说，“您在家肯定经常使用点字法。”
“不，我没有。”她说，“我看过的书不是有声读物，就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会使用点字法，一个单词都不会。我的手什么都做不了，它们基本上不听使唤。”
她举起那双令人哭笑不得的手说：“两团没有用的东西，我都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我大吃一惊。通常情况下大脑性麻痹症不会影响到双手，至少双手不会完全失去作用—它们可能会抽搐、虚弱或者变形，但是多少还有点用处（不会像腿那样完全瘫痪，该病被称作李特尔氏病或者大脑痉挛性双瘫）。
玛德琳小姐的手患有徐动症，会轻轻地痉挛，但当我快速诊断后，发现她的手感觉能力完好无损：她能够马上分辨出轻触、疼痛、温度以及手指的非主动性动作。像这类基本的感觉功能并未受损，但是认知功能丧失殆尽。我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她手里，其中包括我的一只手，但是她什么都分辨不出来。她没有识别的功能，也从不伸手去触摸某样物品。她的手不会主动地“整合”运动，它们只是两块面团，毫无生气而且无法发挥作用。
这一点太奇怪了。应该怎么解释呢？整体感觉并没有缺失，看起来有潜力成为一双正常的手，但情况并非如此。她的双手什么都做不了，会不会因为她从没使用过它们呢？有没有可能，玛德琳在出生之后就被“保护”、“束缚”起来，而不是像一般的婴儿那样，出生几个月就开始练习使用双手？会不会一直有人跟随她，把所有的事情都为她办妥，导致了她的双手根本没有锻炼出任何能力？也许事情果真如此。看似很牵强，但这是我能想出来的唯一解释了。现在，她还可不可以在六十岁的时候掌握本该在出生时就学到的本领呢？
两手就像两块面团
这样的事有先例吗？是否曾有文献记载？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到类似的病例，在里昂特夫和扎波罗热的著作《修复手部功能》中曾有描述，只是病源完全不同：大约两百名士兵受了重伤，手术后，患上了手部“失能症”，他们对受伤的手感到“陌生”，认为它“死了”、“残废了”、“僵硬了”，但是基本的神经和感觉器官完好无损。作者还提到，通过直觉或感知来使用手的“知觉系统”，可能会在受伤或手术之后与身体“分离”，短则几个星期长则几个月，手都无法使用。玛德琳的病况虽然和他们的相同，都是感觉“废了”、“死了”、“截断了”，但是玛德琳的病却持续了一生。她不仅需要恢复，而且需要第一次开发那双手，去学会使用它们、拥有它们。这不仅仅是恢复已经分离的“知觉系统”，更要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体系。她能做到吗？
里昂特夫和扎波罗热提到，士兵受伤之前拥有完好的双手，他们要做的就是在重创之后回忆起曾经“忘记”、“分离”、“钝化”的能力。相比之下，玛德琳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忆，因为她从未使用过手，也感觉不到手和胳膊的存在。她从没有自己吃过饭，从来都是让别人喂着吃。六十年来，她都过着“没有手”的日子。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一个双手感觉能力完好的人，却无力整合这些感觉，从而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凭着她那两只“没有用的”手，她无法表达“我认为、我知道、我想、我要做”之类的意愿。不过我们总得想办法，让她尽量使用她的手，让它们活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达到整合的目的，如罗伊·坎贝尔说过的：“整合产生于行动中。”
玛德琳对此非常同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又很担忧、绝望。“我怎么能够用双手做事呢？”她问，“它们就是两块面团。”
歌德说：“万事始于行动。”当我们面临道德考验和生存困境的时候，这话可能没错；但是人的动作和认知却不是源自于此。不过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步伐（或第一个单词，就像海伦·凯勒说出“水滴”一样）、第一个动作、第一次感觉、第一次冲动—总的来说，都是出人意料的，以前从未出现过、从未体验过的。“万事始于行动”，不是具体的动作，也不是本能的反应，仅仅是一种冲动。冲动比动作和本能更加明显，更加神秘。我们不能和玛德琳说“去做吧！”但我们期望她能够“冲动”一下，我们可以期盼，可以引诱，可以激起她的“冲动”。
我想起了找奶吃的婴儿，或许玛德琳与婴儿之间有某种相似性。“给玛德琳留下食物，装做偶然，把食物放得稍远一点儿。”我私下里告诉护士，“不要饿着她，也不要戏弄她，但要把食物装起来，不要像以前那样体贴地喂她。”有一天，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由于急切、烦躁，她不再安静耐心地等着喂饭，而是伸出胳膊摸索着，找到一个多纳圈，把它放进嘴里。六十年了，这是她第一次使用手，第一次做手上的动作，这标志了她的新生，标志着她成为一个“有行动的个体”（谢林顿的术语，指人要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也标志着她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双手，标志着她作为一个“有感觉的个体”，获得了新的生命。海伦·凯勒第一次认识、第一次说出的事物是水，玛德琳第一次感觉和认识的是多纳圈。
做出第一个动作，获得第一次体验之后，她的进步就更加神速了。就像伸手去探索、发现多纳圈一样，现在，她带着新的渴望，伸手去探索和触摸整个世界。先从吃的开始，从食物到器皿，再到工具，每天都触摸和探索不同的东西。她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靠着迂回曲折的方式，半猜半想得到的。自从生下来就看不见东西，而且“没有手”，所以她脑袋里缺少最简单的想象。要不是她聪明过人又见多识广，能够通过和他人对话来交流和传达信息，估计玛德琳现在还会像婴儿那样无助。
多纳圈就是一个圆的面包，中间有一个洞；叉子就是一个扁平细长的东西，上面有很多锋利的尖叉。这些初步分析为直观感受敞开了大门，由此她能够很快认识事物的特征和样貌，从而识别各种东西，就好像能够立即认出亲密的老朋友那样。一旦有了整体的感觉就能够认出东西，这让她的生活充满乐趣，她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神奇而富有魅力的世界。
盲人雕塑家
即使是最普通的东西都能让她兴奋，而这种兴奋又刺激了她复制这些东西的欲望。她托人找来黏土，开始塑造模型：她雕塑的第一个模型是一个鞋拔。即使是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物件，它也充满幽默感，有一种特别的力量，线条流畅，富有质感，雕刻朴实，让人想起亨利·摩尔①早期的作品。
过了一段日子，大约在她认识第一件东西之后的一个月，她的注意力和兴趣就从实物转移到人体上来。实物能够被天才美化，但它带来的兴趣和可表达性毕竟有限。现在，她需要探索人的脸庞和身体，以及它们的静止与运动。被玛德琳“感受”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经历。她的手，不久前还毫无生机、软若面团，如今似乎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活力和敏锐的感觉。她不仅比任何人都要认真仔细地去抚摸，去观察，还像一位天生（新生）的艺术家般，带着品味与静静欣赏的味道，充满了想象与美的感受。那种触摸，让人觉得不单是个瞎眼妇人的摸索，且是一位盲人艺术家的探索；那是一颗有思想、有创意的心灵，正对这个世界所存的感官与精神领域开启。那些探触是那样急切地想重新表达、重新呈现外在的事实。
她开始雕塑头部和身体，不到一年就成了圣班尼迪克的盲人雕塑家，在当地小有名气。她的雕塑尺寸通常是实际大小的一半或者四分之三，构造简单，但特征明显，具有相当强的表现力。
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她，抑或是对我们大家，这都是一件激动人心而又离奇的事情。谁会想到，有人生下来就拥有基本的感知能力，但是一直没有使用，直到六十岁才真正得到它？通过它，人们看到种种美好的可能，即人可以活到老学到老，残疾人也不例外。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先天失明、活动不便、离群索居，一辈子受到过度保护的女人竟然潜藏着如此惊人的艺术天赋（别人没有料到，她自己更没有料到）；而且在蛰伏了六十多年后，能够被奇迹般地发掘出来，创作出如此美丽的作品？
后记
玛德琳的病症不是独一无二的。不到一年，我就遇上了另一个这样的病人西蒙，他也患有大脑性麻痹和严重的视力损伤。西蒙先生的手有正常的力量和感觉，但是他很少使用自己的双手，无论是处理事情、研究东西还是认识事物，他都显得非常笨拙。我们受到玛德琳的启发，怀疑他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发展性失认症”，所以尝试着用同样的方法为他治疗。我们很快发现，玛德琳能够做到的事情西蒙也能做到。不到一年，他的手在各方面都变得非常灵巧了。他还对简单的木工手艺很感兴趣。很多木块和夹板通过他的刨削和组装，就能成为简单的玩具。和玛德琳不一样，他不是天生的艺术家，没有雕刻塑像的冲动；但和她相似的是，西蒙将近半个世纪都没怎么用过手，如今，每件用手做的事情都让他乐在其中。
和充满热情、天生睿智的玛德琳一样，西蒙虽然有点儿反应迟钝，但总是和蔼可亲。如果说玛德琳是海伦·凯勒式的人物，但海伦这样的人，百万人里面才能找到一个，但头脑简单的西蒙并非如此。不过基本的能力，比如制作手工艺品，两个人都很出色。通过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智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唯一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多使用手。
像这类发展性失认症的病例比较少见，但是后天失认症的情况随处可见，两者同时说明能力来源于“使用”这一基本要素。我常常看到一些病人，他们因为糖尿病患上严重的“手套和袜子”式（感觉自己的手和脚像手套和袜子）的神经病。如果神经病极度恶化，病人的手脚会没有任何的痛感，现实感完全丧失。某位病人曾经提到过，他感觉自己像一个箱子，手和脚全都没有了。有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的胳膊和腿都被砍掉，然后有一块块面团或泥巴样的东西黏在身体上。这种现实感丧失的事情（如果出现的话）绝大多数是突然发生的，病情的恢复（如果发生的话）也会很突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个临界点，这一点很重要。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点儿“诡计”让他们就范。这样去做的话，病人有可能突然恢复手足原有的感觉和能力，感到手和脚是自己的，而且能够再次操纵它们。其必要条件是，基本的生理机能要完好无损。如果是全身的病变，或者神经末梢全部坏死，恢复就不太可能了。
对于病情严重、神经末梢几乎全部病变的患者来说，要慎重使用这种方法，治疗前要严格区分患者是局部没有感觉还是全身功能缺失。如果过度使用，会使作用有限的神经感到疲劳，从而再次陷入感觉缺失。
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种主观感觉有严格的客观依据：我们发现手脚局部的肌肉完全测不到电位的变化，从感觉器官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况会导致感觉皮层接收不到任何信息。只要手脚能够重新被不断地使用，生理学上的状况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相关例子请参阅本书第三章。
神经病学家使用“幻影”这一词，是指身体的一部分，通常是某个肢体，在切除后的数月或数年后仍然存在于记忆与印象当中。这类情况很早以前就有人研究过。“二战”期间及战后的日子里，美国伟大的神经病学家塞拉斯·威尔·米切尔对幻影作了详细的研究与描述。
威尔描述了各种各样的幻影：有些幻影很奇怪，像魂魄那样不真实，他把这些称之为“感觉幻影”；有些咄咄逼人，带有危险性，活生生的，如真实存在；有些一直在疼痛，大部分根本不痛；有些很逼真，就像是断肢的复制品；还有些幻影会按比例缩小，或者扭曲得不成样子……除此之外，还有反面幻影或失落幻影。他还清晰地指出，这种身体上的“影像失控”（该词五十年后由亨利·黑德引入）主要源于中枢神经系统（感觉皮层受到刺激或被破坏，特别是顶叶部位）或周围神经系统（神经受到撞击、受损、刺激过度或者信息传导不畅，神经瘤、脊髓神经感觉支或感觉束受到干扰）。我个人一直对周围神经系统引发症很感兴趣。
先引用几段非常简短、趣味十足的短文，转载自《英国医学杂志》中的临床病例。
手指幻影
一个水手在一次事故中切掉了右手的食指。四十年后他突然被那个新长出的虚幻的手指困扰。只要把手指移动到脸上，比如吃东西或者抠鼻子，他就害怕这个幻影会把眼珠戳出来（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感觉难以抗拒）。之后他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失去了所有的感觉，甚至感觉不到手指的存在。“幻影手指”随之消失了。
众所周知，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比如中风）能够“治愈”幻影，那么周围神经系统病变有多大机会获得同样的效果呢？
消失的肢体幻影
所有的截肢病人和相关工作人员都知道，如果安上一个假肢，就必须有一个肢体幻影。迈克尔·克雷默医生写道：“它（肢体幻影）对截肢病人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我确信，装了假腿的残疾人没有一个可以正常走路，除非他把这种身体的影像（即幻影）也装进假腿里面。”
所以，幻影的消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找回幻影并让它再次活跃起来就成了当务之急，大家想尽一切办法让幻影起作用。威尔医生描述了在臂丛神经感应电疗法之下，手掌幻影是如何突然复活的。而那只手已经失去二十五年了。有这样一个病人，他叙述了自己早上是如何“唤醒”幻影的。他首先把大腿向内弯曲，然后用力拍打—就像在打孩子的屁股—这样重复好几次，当拍打到第五次或第六次时，幻影突然活了。只有这时他才能装上假肢走路。也许有人会想，断肢病人还会使用哪些奇特的办法呢？
位置幻影
一个名叫查理的病人走路不稳，经常眩晕跌倒。人们怀疑他有检查不出来的内耳功能障碍，就把他送到我们这里。经过仔细询问，我们才知道他患的不是晕眩，而是总看到一直不断摆动的位置幻影：地板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颠簸，一会儿倾斜。他发现自己东倒西歪，“就好像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除非低头看自己的脚，借由视觉，他才能够找到地板和双脚的正确位置。感觉开始变得不稳定、不可靠，但有时候视觉也会被感觉混淆。所以，地板和他的脚看上去同样可怕，摇摆不定。
我们很快确诊，他的病因主要是结核菌严重扩散，感染到了侧背部，以致产生错觉，产生上下波动的幻象。很多人都熟悉肺结核末期的症状，病人在那时候会有视觉上的障碍，看不见自己的脚。
这些病人的经历让我回忆起了自己以前的经历，事情发生在本体感受盲点的复原阶段。这段经历曾经在我的另一本书《单脚站立》里面提到过：
我一直站不稳，必须低头看下面。后来我知道病因在哪里了，它就在我腿上—或者应该说，那个普通的、像笔一样的叫做腿的圆柱体。那个圆柱体先是一千英尺长，一会儿又缩成两毫米，一会儿胖，一会儿瘦，一会儿向这边倾斜，一会儿向那边倾斜。它一直在改变形状和大小，改变位置与角度。这种变化一秒钟能发生四五次，转换和变形的程度非常大，每个“形状”之间还有上千种变化。
对于幻影，我一直存有疑惑：它们是否应该发生，是否该算做疾病，是不是真的呢？文献记载让人困惑重重，但病人却不会这样。通过陈述各种幻影，他们澄清了很多事实。
有一个头脑清醒的病人，他截肢的部位在膝盖上面一点儿。他告诉我这样的情况：
这个东西像魂魄一样，有的时候疼起来要人命，脚指头还会痉挛。当我晚上拿掉假肢或者闲下来的时候最难受，但是戴上假肢走路的时候就没事了。我仍然能很真切地感受到腿的存在，和别的幻影不同，它是有益的幻影，让我的假肢有了生命，让我能够走路。
对这位病人，甚至对所有的病人而言，如果存在“坏”幻影（消极的、病态的、不重要的幻影），就把它除掉，留下“好”幻影（也就是那些对病人肢体有持续记忆或持续印象的积极的幻影），使病人保持健康、鲜活、有力，这不是很好吗？
后记
许多（并非全部）感受到幻影的病人患有“幻影痛”（也就是幻影部分会疼痛）。有的时候情况特殊，但通常情况下只是很“平常”的痛感。这种持续的疼痛首先出现在切除的肢体上，随后可能扩散到实际存在的肢体上。本书初次出版以后，我就收到许多这类病人的来信。一位病人在信中说到，有片曾往肉里长的趾甲让他很不舒服，因为在截肢前医生并没有“关注”到这一点，手术以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痛，它痛彻骨髓，又好像是幻象中的“坐骨神经痛”—这种疼痛是在一次急性“椎间盘突出”之后出现的。只有把椎间盘除去之后才会舒服。这类问题并不罕见，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需要神经生理学方面的详细检查。
乔纳森·科尔医生（曾经是我的学生，现在是脊髓神经生理学专家）描述过一位妇人，她腿部常年感到幻影疼痛。后来用利多卡因麻醉脊髓韧带，可以使幻影得到短暂的麻痹（实际上是消失）。不过随后再以电刺激脊髓末梢，幻腿上却产生了清楚的刺痛，与以往的隐隐作痛完全不同；相反，刺激脊椎较高部位能够减轻幻影的疼痛。而科尔医生也详细描述了对某位病人进行电疗研究的各种细节，这位病人罹患感觉多发性神经病长达十四年之久，许多方面与第三章的主角克里斯蒂娜的遭遇十分相似。
我认识麦格雷戈先生已经九年了。我曾经在邓斯坦大街的老人之家的神经学诊所工作，就是在那里，我结识了他。九年过去了，现在我还记得他，好像昨天刚见过一样。
“遇上什么问题了？”当他歪着身子进来的时候，我问他。
“问题？没有问题—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其他人一直告诉我，说我向一边倾斜。‘你就像比萨斜塔，’他们说，‘斜得有点厉害，再斜一点儿就倒了。’”
“但是你自己感觉不到倾斜吗？”
“我感觉很好。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斜着站，自己还会不知道吗？”
“听起来是挺古怪的，”我应和着，“让我看看。你站起来，走两步，从这里走到那面墙再走回来就可以了。我想亲眼看一下，也让你自己看一下。我会把你走路的过程录下来，待会儿播放给我们看。”
“我同意，医生。”他说完就走了两圈，然后站在那里。多硬朗的老先生啊，九十三岁了，但怎么看都像不到七十—神采奕奕，精神矍铄，他肯定能活到一百岁。虽然他患了帕金森病，但是依然强壮得像个挖煤工人。他充满自信，健步如飞，但奇怪的是，他的身体是倾斜的，大概有二十度左右，身体的重心偏向左边，勉强能够维持身体平衡。
“到了！”他满脸笑容地说，“看吧！没有问题，我走路直得像根电线杆。”
“真的吗，麦格雷戈先生？”我问他，“我想让你自己判断。”
我把录像带倒回去重新播放。当看到屏幕上的自己时，他非常震惊，瞠目结舌，然后喃喃着：“这是怎么了？他们说对了，我是斜着走路的，我在这儿看得够清楚的了，但我自己一点感觉也没有，我感觉不到啊。”
“嗯。”我说，“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感觉不到自己就是自己
我们有五种感官知觉，它们构成了我们的感觉世界，所以我们才能欣喜、认知、赞美。但是还有其他的感官知觉—神秘的第六感—同样重要。这种感觉是与生俱来的，有待人们进一步去探索。人们发现第六感的时间较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它叫做“肌肉的感觉”，这种对躯体和四肢的相对位置的感知，来源于关节和筋腱内部的传感器。直到18世纪90年代才被明确定义，并命名为“本体感受”。我们的身体能够在空间里保持平衡，都是基于它的复杂机制和控制功能。上述知识到20世纪才研究清楚，但仍留下许多未解之谜。对于正常人而言，在正常的条件下根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但是一旦它们不起作用了，后果相当明显。如果这个被忽视的神秘感觉出了毛病，或者失调，我们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就会像瞎了或者聋了一样难以和外界沟通。如果“本体感受”完全消失，我们就会看不到自己，听不见自己，不会再“拥有”自己，感觉不到自己就是自己（见本书第三章）。
老人忽然变得凝神专注，眉头紧锁，嘴唇紧闭，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陷入了沉思。我很喜欢看到这种景象：患者在知道真相的一刹那，既惊骇又滑稽。他们第一次知道症结之所在，与此同时，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这一刻就是治疗的开始。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他念念有词，仿佛在自言自语，用粗糙有力的双手揉搓着又浓又粗的白眉毛。“让我想想。你和我一起想—肯定会有答案的！我往一边倾斜，而且我自己还不知道，对吧？应该有什么感觉的，或有什么明确的标记，但是什么都没有，是吧？”他顿了一下，“我以前是个木匠。”他说着，脸上浮现出光彩，“我们常常用水准仪来测量表面是水平还是垂直。大脑里面会不会也有一个水准仪啊？”
我点点头。
“帕金森症会损坏这个水准仪吗？”
我又点点头。
“我的情况是这样吗？”
我第三次点点头，说：“没错，没错，没错。”
大脑中也有水准仪
麦格雷戈先生用水准仪做了形象的比喻，大脑中的重要控制系统就像水准仪。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内耳的构造就像水准仪。内耳迷宫①由装有液体的半圆形管道组成，内部的液体运动一直受到监控。但是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他使用平衡器官的能力，连同身体对自己的感觉和外部世界的视觉影像。麦格雷戈先生简单的比喻不仅能用于内耳路，还能用于三个神秘感官的复杂整合机制：内耳迷宫、本体感觉以及视觉影像。就是这三者的整合机制受到了帕金森症的影响。
对这种整合机制及其在帕金森症中单独崩解的现象进行最深入最实际的研究的，当属已故的伟大的医生博登·马丁，该理论能够在他的经典著作《基底核与姿势》中看到（该书于1967年初版，但随后几年里仍有修订与扩充，他去世之前新版刚刚完成）。谈到这个大脑中的整合功能或整合机制，博登·马丁在书中写道：“大脑中必定有一个中心或权威……或者我们所谓的‘控制中枢’。它会收到身体是否处于平衡状态的信息。”
在《倾斜反应》那一章，博登·马丁强调，只有三者协调发挥作用才能保持身体姿势的平稳与直立。他还指出，帕金森症会破坏这种微妙的平衡，这一点很常见，特别是内耳前庭迷路经常先于本体感受和视觉影像失去作用。他还讲到，这三者的控制系统统一感受，统一控制，还能够相互弥补，虽然不是全部可以（由于感觉能力有所不同），但是至少有一部分能够互补，从而发挥相当的作用。通常情况下，视觉反应和控制也许是最不重要的。只要我们的内耳前庭和本体感受系统是完整的，我们闭上眼睛也能站得很稳，不会东倒西歪或者摔倒。但是平衡能力已遭破坏的帕金森症病人恐怕就不行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帕金森症病人坐在那里，身体斜得厉害，但是自己对此一概不知。当放一面镜子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马上就知道了，随即坐得笔直。）
独家发明
“本体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内耳的缺陷。因此那些动手术摘除内耳（迷路）的病人（有时候是为了减轻由恶性美尼尔综合征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晕眩感）在刚开始的时候站不直或者不能单脚站立，之后却能够非常好地改善和使用“本体感受”，特别是利用背阔肌上分布广泛的传感器。它是全新的辅助平衡器官，是一对巨大的、像翅膀一样的自动感知器。当病人开始不断练习，当这一功能成为第二本能，他们就能够站起来走路了—虽然不是非常完美，但是安全、便捷。
博登·马丁一直在想办法，以便巧妙地设计出某些方法，让那些即使患了严重的帕金森症的残疾人，也能够在人工帮助下找到正常的步伐与姿势。比如，通过在地板上画线，用腰带保持平衡，用打点器调整节奏等方式来控制病人走路的步伐。他也常常从病人那里受到启发。他是人类伟大的先驱，他的医学知识和行动的宗旨是：病人和医生是平等的，每次帮助他人的同时都能从中学习知识，提升自己的洞察力和治疗水平。但据我所知，对于麦格雷戈先生这样的病，他一直没能设计出有效的方案，来弥补残缺的前庭反射，从而矫正严重的身体倾斜。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是吧？”麦格雷戈先生问，“我不能使用大脑里的水准仪，不能使用我的耳朵，但是我能使用我的眼睛。”带着一大堆疑问，他把头歪向一边，试探性地说：“东西看起来都一样啊，世界没有倾斜。”然后他要求照镜子。我把我的长镜子推到他面前。“现在我看到我自己是斜的。”他说，“现在我可以站直了，也许，我可以保持直立……但是我离不开镜子了，或者该随身携带一个。”
他再次陷入沉思，紧锁眉头专心思考，然后突然眼前一亮，嘴角露出笑容。“我有办法了！”他大叫着，“没错，医生，我有办法了！我不需要镜子，我只需要一个水准仪。不能用大脑里的水准仪，但我可以用大脑外面的水准仪，只要我能看见它就行。我不是可以用我的眼睛吗？”他摘下眼镜，若有所思地抚摸起来，开心地笑了。
“比如这里，放在眼镜的边缘……这样的话，如果身体倾斜，它就能告诉我和我的眼睛。刚开始我要让我的眼睛盯着它，可能会很辛苦，但是之后会自动成为第二本能。是吧，医生？”
“我看这是一个绝妙的办法，麦格雷戈先生，我们来试试。”
原理很简单，做起来却有点棘手。刚开始我们用绳子把一个摆锤挂在眼镜的边缘，但是由于离眼睛太近了，所以基本看不到。随后，在验光师和器材室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做了个夹子，这个夹子大概有两个鼻子那么长，从眼镜中间向前伸出，夹子的两边都装上一个微型水准仪。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全部经过麦格雷戈先生的测试和修改。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模型，这是一副有点古怪的眼镜。“绝无仅有！”麦格雷戈这样说，语气中透着兴奋和成功的喜悦。他戴上了眼镜，虽然看上去有点笨重和古怪，但是并不比当时庞大的助听器坏。现在老人之家多了一幅奇异的风景：麦格雷戈先生发明和制造的水准眼镜。他紧紧盯住眼镜，就好像舵手看着船上的指南针。眼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至少他的身体不再倾斜了，但是这需要持久的、辛苦的训练。之后的几个礼拜，事情就越来越容易了，他只需无意识地留意他的“仪器”，就像司机一边留意车上的仪表盘，一边自由自在地聊天一样。
在邓斯坦大街，麦格雷戈先生的眼镜成为了一种时尚。我们有许多患有帕金森症的病人，他们的平衡反应和姿势反射功能受损，这类问题不仅棘手，而且不容易治愈。很快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病人戴上了麦格雷戈先生设计的水准眼镜，现在他们也能像麦格雷戈那样笔直地走路了。
艾斯太太非常聪明。她六十岁那年，得了严重的中风，这场病影响了她的右脑，但是她仍像过去一样聪明和幽默。
她有时候会抱怨护士没有把甜点或咖啡放在她的盘子里。护士们说：“艾斯太太，就在那儿，在左边。”她似乎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也从不会向左看。她微微转动一下，甜点就会进入她的视线（没受损伤的右半部分视觉区域），她会说：“哟，在这里。但它刚才不在这儿。”无论是对这个世界还是对她自己的身体而言，她已经失去了“左”的概念。有时候她会抱怨食物太少了，但这主要是因为她只吃了盘子里右半边的食物，她不会想到还有左半边；有时候她会给右半边脸化妆，完全忽略了左半边脸。她的注意力不能转移到左半边，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她自己也知道老是忘掉左半边，也认为很可笑，但她不能直接察觉出来。
向右转，再向右转
她很清楚这件事，想尽办法来应对。她不能直接向左看，也不能向左转，所以她就一直往右转，整整转一圈。应她的要求，我们给她一张能旋转的轮椅。现在，她要是找不到本应该在那里的东西，她就转上一圈，直到看到它为止。她发现，在找不到咖啡和甜点的时候，这样做非常有效。如果食物看起来太小了，她也会眼睛盯着右边向右转圈儿，直到看见刚才漏掉的那一半，就停下来把它吃掉，或者把其中的右半部分吃掉，这样，她就不会那么饿了。如果吃完之后还是很饿，或者意识到自己只吃了原先不见的那部分，她会转第二次，直到剩下的四分之一映入眼帘，然后再吃一半。通常，这样就足够了，毕竟已经吃掉了食物的八分之七了。但是，如果她感到特别饥饿或特别馋，她就会再转第三次，吃掉剩下的那十六分之一（当然，盘子里会剩下左边的那十六分之一）。“这很荒谬。”她说，“我觉得我是芝诺之箭①，永远到不了终点。看起来很可笑，但我能怎么办呢？”
对她来说，可能转盘子要比转轮椅方便。她也这么认为，也尝试着这么去做。但这样的尝试出奇困难，远没有在轮椅上转圈儿自然。她的视觉、注意力、条件反射以及本能的运动现在都彻底地向右了。
化妆只化半边脸
让她最痛苦的事情是，大家都嘲笑她化妆只化半边脸，左半边脸没涂上口红和胭脂。“我照镜子了啊。”她说，“看到的地方都化妆了啊。”我们想知道，是不是有种镜子能够让她从右边看到左边的脸。如果有的话，那就不是她在照镜子了，而是像别人看着她一样。我们尝试使用录像系统，用摄像机和显示器对着她。结果很可怕很怪异。现在，用显示器做“镜子”，她真的能从右边看到自己的左半边脸了。但是这种情况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分不清左右（就像有人想对着显示器刮胡子一样），更何况是她呢。因为她看到的左半边脸和身体都受到中风的影响，已经感觉不到存在了。“把它拿走！”她感到困惑、痛苦，哭了起来。所以，我们再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尝试。但是有点可惜的是，格雷戈里医生也曾朝这方面努力，认为采取视频反馈的方式来帮助这种患有半侧注意缺失的病人，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希望。但从病人自身的角度讲，这种方式过于理论化，太让人费解，有待实验去证实。
后记
电脑及电脑游戏（1976年我认识艾斯太太时，尚未出现这些东西）可能对于半边失去功能的病人也相当有用，可以帮助他们寻找“失去”的那半边，或者教导他们自己去找。我在1986年曾经以此为主题，拍了一部短片。
在本书第一版时，我没有提供一本非常重要的参考著作《行为神经学原理》（1985年于费城出版）。我忍不住要引用该书编者对于“忽略症”所作的一段精彩描述：
忽略症严重的时候，患者的表现看起来就像宇宙的半边突然不再存在……半边忽略症患者不只表现出忽略了左半边事物，右半边也完全不在意。
发生什么事了？一阵喧闹的笑声从失语病房传出来。总统的演讲才刚刚开始，他们不是都想听总统的演讲吗……
那个如此受大家欢迎的总统（里根）以前是个演员。他善于言辞，博古通今，富有感染力。很多病人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不过也有特例：有些人看起来困惑，有些人看起来气愤，还有一两个人若有所思……但是大多数看起来还是很开心的。总统的话总是那样有感染力，但对失语病人，只能惹得他们发笑。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呢？他们能理解总统的意思吗？他们是不是太了解总统了呢？
一般人都知道，这些病人虽然患有严重的失语症，不懂语言表达的意思，但会大概知道别人想对他们说些什么。熟悉他们的亲戚朋友，乃至护士有时候都很难相信，他们竟然患了失语症。
这主要是因为，当人们自然而然地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很多信息，失语病人能够抓住这些言外之意，了解很多甚至大部分的意思。
所以，想要证明他们得了失语症，就要像一个神经病学家那样，用不自然的方式说很长一段话，消除所有语言以外的线索，包括语音、语调、重音以及语气变化，当然所有的视觉线索比如表情、手势、习惯性动作与姿势等都要消除，必须把一个人的全部特点都拿掉，声音去掉人性化，甚至要采取语音合成的手段，才能把讲话变成纯粹的语音文字；让话语完全没有弗雷格所谓的“语音色彩”和“暗示口气”。对于一个非常敏感的病人来说，只有用完全人工的机械的语言（就好像《星际迷航》里电脑的发声），才能确诊他患了失语症。
让人捧腹大笑的总统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语言（自然的语言）不仅仅是由词构成的，它还包括了说话的方式。我们是整个人向外传达信息，所以理解的时候仅仅依靠单词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失语症患者理解信息的突破口，即便他们完全不懂单词也照样可以。对于患者而言，虽然单词和句子本身不能传递信息，但话语总要通过声音来承载，所以它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文字本身。而且这种承载还相当精确，无论多么深刻、多样、复杂、微妙，它都能完好地把信息传递给患者。所以，不能理解词义就无所谓了。这种能力特别常见，很多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提高。
那些跟患者关系亲密，在一起生活或工作的人，比如他们的家人、朋友、医生、护士，在某些让人吃惊、大笑或者戏剧化的情况下，对此的体验会更深刻。关于患者理解话语的能力，刚开始我们也许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随后就会看到很大的变化（甚至大逆转）。没错，有些能力受到了破坏，没有了；但替代的能力会随之而来，而且会很快得到提高。所以，我们可以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每个字都漏掉了，病人也照样能够掌握完整的意思。对我们灵长类动物而言，这似乎不符合事物的普遍规律。倒转，也许能够称之为回归，回到更原始、更基本的方式。也许这就是杰克逊用狗来类比失语症患者的原因。他打这个比方的时候，主要是想到了他们都不能通过语言来沟通，而不是想到狗对语调和感情非常敏感和准确。黑德对此的观察更加敏锐，他在论著中用到“有情感的语调”这一词，还特别指出失语症患者是如何保持和提高这种能力的。
不止我一个，所有专心治疗过患者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谎言欺骗不了失语症病人。他听不懂你说什么，也就自然不会被语言所欺骗，他们捕捉的信息都非常精准、可靠，因为人说话时的表情全部会无意识地、随意地流露出来，根本不可能模仿或伪装……
从狗身上也能观察到这一点，当我们对语言太敏感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常常使用狗来揭穿谎言和预谋，辨别哪些人值得信任，找出哪些人是老实的，区分哪些人是前后一致的。
在这方面，狗能做到的，失语症病人也能做到，但病人不仅更具人性，而且理解的层次也比狗高出许多。“人可以用嘴说谎话，”尼采写道，“但是说话时脸部的表情会流露出真相。”无论对于这种扭曲的表情，还是那些不合时宜的肢体动作，失语症病人都会异常敏感。如果他们看不到人（一般指盲人失语者），他们可以用耳朵来分辨声音的变化、语调的差别、节奏的波动等，从而能够判断出话语的真实性，且从来不会失误。
也恰恰是这种波动，赋予了患者理解的能力，他们不需要通过语言来判断对方是否可信。恰恰是这些扭曲的表情、装腔作势的动作和脱离现实的姿势，还有虚伪的语气和声调，给那些不懂单词但是异常敏感的患者敲响了警钟。对于患者而言，这些破绽非常明显，甚至有些可笑，所以，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被语言欺骗。
这也是他们会因为总统的演讲捧腹大笑的主要原因。
如果一个人不能用谎言欺骗失语症患者，是因为患者对表情和音调特别敏感，那么我们会问，这些病人之间如何交流呢？那些对表情与音调都没有感觉，却能理解字句的病人，又该怎样交流呢？我们这里有许多这样的病人，他们也住在失语症病房。虽然从医学上来说，他们没患失语症，但是他们患有“失认症”，确切地说，是“音调失认症”。对于这类病人，辅助声音的沟通功能都不起作用，音质、音色、语感及其他特质都不能被识别，但是对于单词和语法结构，他们都能很好地理解。这类失认症（或者叫失语韵症）和大脑的右颞叶紊乱有关，而失语症则是和左颞叶失调有关。
抓住语言的“表情”
在失语症病房里，有一位失语韵症患者也在听总统的演讲，她叫艾米丽，她的右颞叶上长了一个肿瘤。她以前是英语教师，也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对语言的感觉非常好，有很强的分析和表达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艾米丽能够很清楚地表达自己，比如表达听到总统的演讲时的感觉。艾米丽不能区分话语中的气愤、愉悦、悲伤，甚至任何一种感情。由于对她来说声音不能够传达感情，当别人说话的时候她不得不专注于对方的面部、姿势以及动作，那种小心和紧张的感觉她以前从未有过，她因此患上了恶性青光眼，视力迅速减退。
这样一来，她不得不在字词的精确使用上花更多的心思，也要求周围的人和她一样。她越来越难以理解含糊不清的言语和随口说出来的话，特别是那种感情丰富和暗藏玄机的话，她要求和她对话的人说大白话，即“在恰当的地方说恰当的话”。她发现，大白话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补偿失语症对自己的影响。
虽然她对语言的“表情”（指对声调的运用与感受）毫无感觉，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她能够保持甚至提高语言“表达”的能力—在此语言的意义完全来自于措辞的精准和词义的推敲。
艾米丽也听了总统的演讲，但是面无表情。她一本正经地听着，而且一边听，一边还往其中添加一种虽有缺陷却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由各种感觉混合，且十分奇怪—这与那些失语症患者当时的感觉迥然不同。演讲并没有打动她，确切地说，现在没有任何演讲能打动她了。那些话语中裹挟着的感情，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她来说都成了耳旁风。失去了对声音的感情的理解，她会不会变得糊涂或者太容易受骗？绝对不会。“总统讲话没有说服力。”她说，“讲话水平一般，用词不当。他不是脑袋有问题，就是想隐瞒一些事情。”
这就是总统讲话的矛盾所在。我们正常人，受到我们甘愿被愚弄的愿望的驱使，就真的被愚弄了。我们总是聪明过度，用矫揉造作的语气说虚情假意的话，但是只有脑损伤患者才能不受影响，不被欺骗。
激情过分燃烧
所有“亢奋”的情况，都可能变得很可怕，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而且错误百出。例如运动机能过度，可能演变成运动机能错乱，也就是不正常的肢体动作，像是舞蹈症、抽搐等。
这种介于疾病与健康之间、一体两面的矛盾，是自然界的一种诡计与讽刺。它让人觉得很健康、很幸福，都在后来露出潜在狰狞的本质。
导言
我们曾经说过，“缺陷”是神经病学最喜欢用的字眼，事实上，任何功能失调都能用这个词来形容。无论功能正常还是存在缺陷或者故障，神经系统本身其实是一套机械的存储和传导系统，就好像电容器和保险丝那样。
如果情况相反—比如功能亢奋—又会怎样呢？由于对这方面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神经病学家无词可用。功能或功能系统向来被认为只有运作和不运作这两种状况。所以这种以“亢奋”和“高亢”为特征的疾病对古板的神经病学基本概念发起了挑战，这也是相关的疾病从未受到应有关注的一个原因。一旦谈及亢奋和高亢的症状，比如病人总是不断地幻想、冲动、狂躁，人们总会把他们当成神经病；当这类病人器官肥大或身体畸形时，人们又从解剖学和病理学角度分析，认为那是畸胎瘤造成的结果。这些恰恰显示出，古典神经学系统里的概念和视角非常不恰当。我们需要对概念进行扩充，让它们变得更生动、更有活力，不再是死板的模式。
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了功能丧失的案例，当我们只考虑功能缺陷时，还不会感觉到这种严重的不足；但是当我们遇到功能亢奋的案例时，这一问题立即凸显出来：不是记忆缺失，而是记忆增强；不是失认，而是认知敏感……
古典的、杰克逊派的神经病学家从未研究过这种功能亢奋型问题。这里的功能亢奋是指功能被过分强化或者不断产生新的功能。杰克逊确实曾提到过“超生理机能”和“超积级”的状况。但他只是觉得这种现象简单有趣，随手记下来而已。虽然这些事实和他刻板的神经系统概念有矛盾，但他还是把临床经验如实地记了下来。当然，这种矛盾就是他的特点所在，从而形成了自然主义和严格的形式主义之间的断层。
只有到了当代，我们才能找到一位同时研究功能缺陷和功能亢奋的神经病学家。卢瑞亚的两本临床笔记恰好兼顾这两点：《破碎的人》讲述功能缺陷，《记忆大师的心灵》讲述功能亢奋。时至今日我才发现，第二本书更有趣，也更有原创意义，因为它是一本探讨想象和记忆的书，而古典的神经病学从来不研究这类问题。
在我的《觉醒》一书中也提到：服用左旋多巴之前是严重的功能缺陷—不能运动、意志消沉、软弱无力、反应迟钝等；服用之后产生的过度现象同样恐怖—运动机能亢奋、食欲失控、肌肉活动过度等。在两者之间肯定存在一个平衡点。
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一套崭新的术语正在形成。这些术语、概念和以前的词语不一样，在涉及功能（如冲动、意志、精神、活力）的同时，主要从动态的角度进行定义（古典的神经学概念基本都是静态的）。在《记忆大师的心灵》中，我们看到更高级的规则在发挥作用：无数的幻想不断地从脑中萌发，各种想法不断地涌上心头，好像脑袋里长了畸胎瘤。而书中的那位患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它”。
不过用“它”来称呼依然太过死板，“滋生”更贴切地表达出异常活跃、令人不安的样子。无论在《记忆大师的心灵》一书中，还是在我的那些服用左旋多巴的病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病人的活力过度到了疯狂的地步。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而是一种有机的增殖或增生；也不只是功能紊乱失调，而是引发了全面的失控。
我们也许会认为，记忆缺失或失认的患者仅仅是功能或能力损伤，但从记忆增强和认知敏感的患者身上，我们看到记忆力与分辨力一直处于活跃亢奋的状态。无疑，这种状态也是一种畸形。所以，我们必须从功能神经学转向行为神经学、生命神经学。亢奋型的疾病促使我们迈出这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我们就无法开始探索“心灵的生命力”。传统的神经病学机械性地强调功能缺陷，所以我们无法从中得知大脑所有的功能及其实际的工作状态，至少在想象、记忆与认识等功能上我们是一无所知的。传统的神经学对心智的活动状态避而不谈，这恰恰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
功能的提高也许有益于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却更有可能是恶性扩张甚至是畸形的。在《觉醒》一书里面不断出现的就是一个“太过头”的问题：因为太过兴奋，病人完全崩溃了，被冲动、想象和意志所吞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生理机能完全失去控制。
生命生长的过程中本来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生长可能变成了过度生长，生命也可能成了“生命力过于强盛”。所有“过度”的情况，都可能变得千奇百怪，不合常理：运动机能亢奋，可能演变成运动机能障碍，出现不正常的肢体动作，比如舞蹈症、抽动症等；认知扭曲会变成认知倒错，感觉能力会病态地增强，出现颠倒的幻觉；而热情过度可能会演变成暴力情绪。
这种看似能带来健康的表象本身是一种矛盾，是自然界的一种诡计：在刚开始时，它让人觉得非常健康，状态非常良好，不久之后便显示出可怕的本质。它也迷惑了许多的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将艺术与病态等同视之的人。这类结合了狂欢、享乐和沉沦的主题，不断在托马斯·曼①的作品中出现：从狂热至极的《魔山》到灵感扭曲的《浮士德》，再到淫靡至极的最后的作品《黑天鹅》，都是如此。
我对此总是很感兴趣，也曾经写文章探讨过。在《偏头痛》一书中，我提到过攻击行为出现之前或开始出现时的亢奋。如果引用艾略特的话，这就是一种“美丽的陷阱”。对于艾略特而言，这常常是攻击行为出现的征兆。“美丽的陷阱”的讽刺之处在于，它恰恰表达了感觉“太好”时产生的疑惑和矛盾。
“感觉良好”就自然不会抱怨，人总是乐在其中这种感觉离抱怨最远。人们都爱唠叨不舒服的感觉，而不会埋怨太舒服，除非他们像艾略特那样，暗中觉察到了一点“不对劲儿”。如果不是通过知识或联想而产生的“不对劲儿”，就是因为那种良好的感觉本身太过头了，由此他们才警觉起来。总的来说，虽然病人很少会抱怨他们的状态“非常好”，但真的感觉“太好”时，他们也会觉得不安。
这就是《觉醒》的主题，可以说有点儿残酷。病人身患重病，几十年来卧床不起，突然发现自己奇迹般地好了，从痛苦的境地走出来时，身体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有的病人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罗斯一恢复健康就兴奋地说：“太难以置信了，太妙了！”但当病情变得不可收拾时，她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出大事了。”大多数人或多或少也会有同感。就像伦纳德，他本来觉得“很不错”。当他从健康转向功能亢奋时，原来充沛的活力变得太过旺盛，变得越来越夸张，原本和谐自在、随心所欲的感觉也越来越离谱：精力过剩、各种巨大的压力……几乎要把他给碾碎了。
这种“痛并快乐着”的情况都是由功能亢奋带来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患者总会疑惑重重。“我的精力太旺盛了，”一位图雷特症患者这么说，“做什么事都太容易，太有力，太充沛了。这种狂热的精力显然是病态的表现。”
功能亢奋是一个美丽的陷阱，不管是由于本身的化学物质失调，还是对某些人工兴奋剂上瘾所致，“感觉良好”、“病态的表现”、“虚假的安乐”之下都掩藏着无尽的痛苦。
面对这样的情况，患者处于一种非比寻常的两难境地：对病人而言，刚刚摆脱了原来饱受痛苦和折磨的旧病，又掉入充满诱惑的陷阱，而且绝对没有人能够走出这个怪圈。在功能亢奋的疾病中，病人会对病症作出妥协，逐渐加深对疾病的依赖与认同，以致最后失去了人格的独立性，完全成了疾病的附属品。在本书第十章中，那抽搐带来的激情就说出了这种忧虑。他说：“除了不由自主地抽动，我一无所有。”因为他的自我意识强过他所患的病症，所以不会有什么失去自我的危险。但是对于一些自我意识较弱或是自我发展不完全的病人，如果遇上势不可当的强势病症，就真的存在着被取代的危险。对此，我在本书第十四章会作详细的说明。
1885年沙可①的学生图雷特描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病症，后来该病以他的名字命名。“图雷特综合征”马上就广为人知，其症状主要为因过度的神经能量而产生一系列的奇异动作与念头：抽搐、痉挛、行动乖张、表情扭曲、大吵大骂、无意识地模仿以及各种强迫行为，同时具有古灵精怪的幽默感和古怪滑稽的表演才能。最严重的图雷特综合征会影响到感情、直觉、想象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病情轻一点的则只在平常的细节上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动作或冲动，不过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显得有点奇怪。直到19世纪末期，这种病才被深入研究和广泛报道，图雷特医生和他的同事非常清楚，这样的症状是因为原始的冲动和渴望难以控制造成的；但也有生理上的原因，可以肯定的（即使还没有找到病源）是神经性的失调。
图雷特的第一份医学报告发表之后，几年内就有好几百个相似病例被报道，且没有两个个案是相同的。很明显，这种病的症状有的轻微温和，有的却非常强烈怪异。同样明显的是，有些患者能自己做适当的调节，从而让生活更加便利，甚至能因此使思考、联想与创意变得更加敏锐；但也有些患者完全被病症控制，被图雷特症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混乱包围，几乎找不到真正的自我。就像卢瑞亚医生形容过度记忆症患者那样：这个病总存在着“它”和“我”的斗争。
沙可和他的学生弗洛伊德、巴宾斯基、图雷特是最后一批将身体和灵魂、“它”和“我”、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进行平行研究的专家。20世纪之后这两种学派开始分道扬镳，逐渐变成没有灵魂的神经病学和没有身体的心理学。在这种情况下，对图雷特症作出的任何解释都看不到了。20世纪的上半叶几乎没有相关的病例报告。有些医生发现患者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认为这是神秘现象，而大多数的医生听都没听过。那情形就如20世纪20年代的嗜睡症爆发并大规模流行，而现在早就被大家遗忘了。
嗜睡症被遗忘与图雷特症被忽略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的病情都很不寻常，都让人难以置信（至少人们不相信一般的药物会有用）。它们也很难被纳入传统的医疗架构中，所以就被遗忘了，神秘地“失踪”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事情暗示我们，这两种病还有更密切的联系。嗜睡症患者有时会出现运动机能亢奋或疯狂的状态，在发病早期，心理和生理的兴奋感不断加强，动作和抽搐不断加剧，强迫行为愈加明显。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被完全相反的情况控制，整个人进入恍惚的睡眠状态。而我则在这群人沉睡了四十年之后才发现他们。
脑炎综合征患者与嗜睡症患者脑中的多巴胺比正常人低很多。所以我从1969年开始，让这些病人服用左旋多巴，使其体内产生多巴胺进行神经传导。由于服用左旋多巴，他们的病情完全改观了。刚开始，他们从不省人事中清醒过来，慢慢恢复健康；接着，他们被推向另一个极端：抽搐和狂乱。这是我首次遇到类似图雷特症的症状：异常的兴奋、强烈的冲动、常常伴有古怪滑稽的幽默感。虽然我从没见过真正的图雷特症患者，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把“图雷特症”挂在嘴边了。
《华盛顿邮报》一直密切关注那些醒过来的脑炎后综合征患者。1971年初，他们问我这些病人恢复得如何。我回答说：“他们一直在抽搐。”他们为此发表了一篇关于“抽搐”的报道。该报道发表之后，我收到无数封来信。我将大部分的读者信件都转交给同事，但是有一位患者，我答应要去看他，他就是小雷。
图雷特症大联盟
拜访过小雷的第二天，我在纽约市中心街头看到了三个图雷特症患者。我对此感到困惑，因为据说这种病非常罕见，出现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但那时我在一小时之内就看到了三个。我再次陷入混乱、迷惑和不解之中：会不会是我一直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没注意到这类患者，或者轻描淡写地将其归于“过敏”、“发疯”或“痉挛”？会不会每个人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有没有可能图雷特症并不稀有，反而相当常见，比原先预测的要多得多？第三天，我没有刻意留心，却又在街头看见两个这样的患者。这时候我突发奇想，对自己说，搞不好图雷特症患者到处都有，只是没被认出来；而一旦被认出来，就会发现他们比比皆是①。如果第一位患者认出另外一位，第二位又认出第三位，第三位认出第四位，这样下去，直到所有的患者都被认出来，最终，这群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成为我们当中的新新人类。他们彼此认识、互相关怀，紧密团结起来，并通过这种自然的方式不断集结，会不会建立起纽约图雷特症患者大联盟呢？
三年后（1974年），我发现我的幻想变成了现实：患者们真的成立了图雷特症患者大联盟。当时，他们只有五十名会员；而今，七年过去了，会员人数多达好几千（主要由病人和他们的亲友及医生组成）。如此惊人的增长速度应当归功于联谊会本身的努力。他们不断地想方设法进行宣传，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图雷特症患者的困境。这番努力引起了大众的兴趣和关注，大家不再厌恶和疏远患这种病的人。联盟还支持各种研究，从生理学到社会学都有。例如：研究患者脑部的化学物质，研究致病的基因及其他因素，探讨患者表现出的异常快速、混乱的联想与反应。他们还揭示病症原发和病情发展之后的本能与行为结构，研究患者的肢体语言和抽搐的语言结构，对患者喜欢谩骂和搞笑的特征有了意外的发现（其他的神经性失调症也会出现这种症状）。不仅如此，联盟还调查患者与家人或他人的互动情况，分析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图雷特症患者联盟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图雷特症病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这也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病人首先了解自己的病症，对自己进行研究和治疗，成为最积极活跃的因素，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通过十年的努力，在联盟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之下，图雷特的直觉得到了证实：此病的确有生理上的原因。图雷特症的“它”类似于帕金森症和舞蹈症中的“它”，反映了巴甫洛夫所说的“下皮质层的未知力量”，说明脑部掌管行动与运动的区域出现功能障碍。帕金森症影响的是动作，不是行为，其紊乱的地方在中脑之间的连接部位。舞蹈症则表现为动作做到一半就出现混乱，问题在于大脑视丘中央的基底核。图雷特症则表现出情绪激动、本能失调等症状，其病源可能位于旧脑的最高处，也就是丘脑、丘脑下部、边缘系统与杏仁体这几个部位（这些部位决定了人的基本情感与直觉）。进一步说，图雷特症在病理上也使身体与心灵产生“脱节”，差不多介于舞蹈症与狂躁症之间。少数出现运动机能亢奋的嗜睡症脑炎患者、所有服用左旋多巴而从嗜睡转为过度亢奋的患者、图雷特症患者以及任何有类似症状的患者（比如中风、脑瘤、中毒或感染等等），他们脑中似乎都有过量的刺激神经传导物，特别是多巴胺。嗜睡型帕金森症患者需要更多的多巴胺来唤醒他们；同样，嗜睡症病人服用左旋多巴从而产生多巴胺，这样才能醒过来；而过于兴奋的图雷特症患者则需要服用多巴胺的对抗药物（比如氟哌啶醇），以降低他们体内的多巴胺。
当然，图雷特症患者不光是脑中的多巴胺过量，而帕金森症患者也并非只是脑中的多巴胺不足。众所周知，能够改变人格的病症必然存在很多微妙而普遍的差异：病人之间会有无数的细微差别，甚至同一个病人每一天的症状都不一样，就像左旋多巴无法治愈帕金森症病人一样，氟哌啶醇也不能治愈图雷特症患者，仅仅只能控制病情罢了。在单纯的医疗或药物之外，还需要用“存在”的方法作补充。特别是要能敏锐地了解患者在基本健康和自由情况下的行为、表现和行动，以及患者所承受的原始的冲动、对抗性冲击以及“下皮层的无名力量”。不会动的帕金森症患者能唱歌跳舞，这时的他完全摆脱了疾病的限制；而当发作的图雷特症患者唱歌、表演或游戏时，也能够从疾病中完全解放出来。在此，“我”战胜并支配着“它”。
我有幸与伟大的神经心理学家卢瑞亚取得了联系。从1973年到1977年他去世界各地的这段日子里，我常常将图雷特症患者的观察报告与录音带寄给他。在一封后期的回信中，他告诉我：“这的确非常重要，对这种病的任何理解都能使我们对人性的了解更上一层楼……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病症可以让人这么感兴趣。”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
第一次见到小雷时，他才二十四岁。我发现他几乎不能正常行动，因为每隔几秒，他全身就会剧烈地抽搐几下。他四岁就患上这种病，虽然天生聪慧机智，再加上坚韧踏实的个性，让他顺利地接受教育，并完成了大学课程，还得到了朋友的敬重和妻子的爱慕，但每次发病都令旁人驻足观望，这深深地伤害着他。大学毕业后，小雷被解雇了很多次。究其原因，绝非能力问题，最大的障碍是抽搐症，以及他那被病魔折磨而变得好胜急躁、口不择言的脾气。他在性兴奋时会不由自主地冒出粗鲁的咒骂声，所以他的婚姻也出现了危机。和许多图雷特症患者一样，小雷也颇有音乐天分，如果不是周末能去当爵士乐鼓手，对此又有极大兴趣，他真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无论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如此。他以*突发的即兴表演著称，无法自控的抽搐或不由自主的击鼓动作就能带来一段美妙狂热的演出。就此而言，这种“突然的发作”也是一个意外的亮点。因为这种特殊的病，小雷在许多游戏上也有优势。他尤其擅长乒乓球，部分原因是他的条件反射与反应异常快速，不过更特别的则是他的“神来之笔”—“兼具快、准、狠的瞬间扣球”（用他自己的话说），实在让人瞠目结舌，防不胜防，让对手毫无反击之力。他只有在性行为刚刚结束、平静下来的时候或睡觉时才不会抽搐。还有，当他节奏鲜明地游泳、唱歌、工作时，或者听到节奏感强烈的旋律时，也能够不再紧张地抽动，获得片刻解脱。
表面上，小雷如此热血沸腾与滑稽粗鲁，内心深处的他则非常严肃认真有时还充满绝望。他从没听说过图雷特症患者联盟（那时候的确才刚刚成立），也没听说过氟哌啶醇这种药。读了《华盛顿邮报》上的那篇讨论抽搐的文章，他才知道自己可能患了图雷特症。确诊之后，我建议他使用氟哌啶醇。对此，他既兴奋又犹豫。我注射了一点氟哌啶醇作测试，他的反应相当明显，才用了八分之一毫克就有两个小时不再抽搐。这次试验成功之后，我开始用氟哌啶醇来为他治疗：每天三次，一次四分之一毫克。
一星期之后，他来复查，眼圈发黑，鼻梁也断了。他说：“你他妈的药用得太多了！”他告诉我，即使这一丁点的剂量也让他重心不稳，他的速度感和时间感，以及令人惊叹的快速反应也受到了干扰。和许多图雷特症患者一样，他也喜欢转动的事物，特别是旋转门，他可以像闪电一样进进出出。但服用氟哌啶醇之后，他再也不能施展这项绝技了：由于对动作的时间估计错误，他的鼻子被狠狠撞了一下。除了这些新增的麻烦外，他频繁的抽搐动作并没有消失，只是间隔的时间缩短了，发作时间也没那么长了：有时候抽搐到一半就停住了，他发现自己就这么僵在那里。这么一点儿药量让他变成典型的帕金森症患者，肌肉绷紧僵直，脑中一片空白。这样的结果确实非常糟糕。这是药物过敏的反应，将他从一个极端抛到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从亢奋的图雷特症变成呆滞的帕金森症，让他永远找不到快乐的终点。
这次的经历让他感到气馁，不过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他的另一个想法也同样无可厚非。“假设你能够消除我的抽搐，”他说，“但结果会怎样呢？我就是由抽搐组成的，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有点可笑的是，他觉得自己除了抽搐之外一无是处。他自称是“百老汇的抽搐之王”，用第三人称叫自己“抽搐不止的小雷”，他还说自己往往因抽搐而变得更机灵以至于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坏了。他说，他无法想象不再抽搐的生活会怎样，但也不能肯定自己已经迷上了这种病。
生病才有灵感
此时此刻，我蓦然想起，多年前，几位从嗜睡症中醒来的病人对左旋多巴也异常敏感。我从他们的案例中看到，如果患者能够过上丰富充实的生活，他们就有可能克服生理上的极端敏感和不稳定，也就是说，生命存在的和谐有可能弥补严重的生理失衡。我相信小雷也能做到，因为他并没有死盯着病情不放，也没有深陷于抽搐无法自拔。我建议他以三个月为一疗程，坚持每星期来诊断一次。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看看，没有图雷特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探讨，少了病症的眷顾和他人的侧目，生活会馈赠他什么好处；我们还可以检测一下，图雷特症对他的形象与收入有多大影响；如果没有得这种病的话，他会不会过得更好。我们可以在三个月内探讨所有的问题，然后再给氟哌啶醇的作用作一次公正的评判。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们深入而耐心地探讨问题。这期间他的心理压力很大，主要源于他面对自己、面对生活的自卑；与此同时，人性的潜能和各种优势也逐渐浮出水面，经历了图雷特症二十年的折磨，这些潜能仍然潜伏在那儿。这样的对话让我们有拨云见日的渴望和信心。出人意料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持续永久的转变。当我再次使用和以前同样剂量的氟哌啶醇来给小雷测试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但不再抽搐，也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之后九年，他一直沿用这种方法。
氟哌啶醇的疗效简直就是奇迹，而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小雷愿意让它发生。起初的药效之所以以悲剧告终，一部分原因无疑来源于生理的反应，更主要是因为，在那个阶段，治疗时机尚未成熟，当时经济也不允许。从四岁开始就患病，小雷没有任何正常人的生活经验：他非常依赖这种后天患上的病症，自然而然地在很多方面利用它。当时他还没有准备好放弃，而且（我忍不住这么想）如果没有那三个月的坚持不懈，下定决心专注思考，深入分析，他可能永远不会准备好。
总而言之，小雷在过去九年里还是很快乐的，那是一种超然的释放。在被图雷特症束缚了二十年之后，在被原始的生理机能压抑了二十年之后，他终于享受到了过去不曾奢望的开阔与自由。他的婚姻更加美满和谐，还当上了爸爸，结交了更多的好友。大家不再把他当成患了怪病的小丑，而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去关爱和尊重。他在社区里担任重要角色，同时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不过还是有点小问题，这些问题与图雷特症还有氟哌啶醇都有关系。
工作的时候，小雷一旦服用氟哌啶醇，就会显得“严肃、稳重和大方”，这就是他对那个“氟哌啶醇自我”的形容。他的动作和判断都变得慎重而周到，不再像以前那样急躁与冲动。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了以前的狂热随性，少了很多灵感，甚至连做梦都不一样了。“想到什么就梦到什么，”他说，“不像患了图雷特症的时候那么曲折离奇。”他不再像以前那么高调，思维也不如以前那么敏锐了。他不再喜欢玩什么游戏，也不再擅长乒乓球，那种“杀个痛快、战胜对手”的感觉再也没有了。一言以蔽之，他不像以前那样争强好胜了，生活也越来越简单无趣了；从前让大家大吃一惊的冲动和突如其来的热情都不见了，不再脏话连篇，不再鲁莽放肆了。他越来越觉得，生活好像丢失了点什么。
更重要的是，收入越来越少，自我存在感越来越微弱这简直要他的命。服用了氟哌啶醇之后，他对音乐的反应越来越迟钝，都不能用平庸来形容了，他失去了激情四射的能量。打鼓的时候，他不再抽搐或不由自主地敲击—他没有了因而自成一体的灵感。
发现问题后，小雷和我讨论，作出了重要决定：他会在工作日里老老实实地吃药，到了周末就不吃了，让自己放纵一下。过去三年他一直这样，所以现在有两个小雷—吃氟哌啶醇的小雷和不吃氟哌啶醇的小雷：一个是头脑清醒的上班族，从周一到周五处事冷静、深思熟虑；另一个是周末里“抽个不停的小雷”，精力旺盛、灵感不断。而小雷是第一个承认有这种奇怪情况的人：
患有图雷特症的病人会失去控制，整天都像喝得醉醺醺一样。服用氟哌啶醇之后就会变得迟钝，整个人显得呆板傻气。这两种情况都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常人大脑中的传导物质因时因地恰到好处，任何时候都可以正常地对感觉和语调进行传输，或轻或重，随心所欲。图雷特病患者做不到：他们被病症抛向九霄云外，服了氟哌啶醇之后又被拖入万丈深渊。正常人拥有天然的平衡，所以是自由的；而他们却要努力人为地保持平衡。
尽管既有图雷特症又要服用氟哌啶醇，尽管这样不自由，也不自然，但是小雷仍努力地去保持平衡，他的生活也慢慢充实起来。经历了这场病，他学到许多东西，从某种角度讲，他已经超越了疾病。小雷引用尼采的话说：“我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状态，现在还在不停地经历……说到疾病，我们不禁要问：‘没有它，我们还过得下去吗？’只有巨大的痛苦才是灵魂最终的解放者。”小雷丧失了自然本能的生理健康，反而在服用药物与不服用药物的交替之间找到了新的健康和自由。虽然图雷特症依旧缠身，但他还是勇敢幽默、朝气蓬勃—他已经成就了尼采所说的“伟大的健康”。
唤醒沉睡的爱欲
九十高龄的娜塔莎依旧耳聪目明，前段日子还来过我们诊所。她说，八十八岁生日过后不久，她注意到自己“变了”。
“变得怎么样了呢？”我们问。
“太快乐了！”她大声地说，“我爱死了这样的变化，我现在精力旺盛、生气勃勃，感觉自己又年轻起来了。我开始对年轻的男人有兴趣。我开始感觉……活蹦乱跳？对，就是‘活蹦乱跳’！”
“这有问题吗？”
“刚开始觉得没什么不对劲。感觉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
“后来呢？”
“朋友们一开始都说：‘你看起来气色真好，越活越年轻了！’但后来他们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以前总是那么害羞，’他们说，‘现在你却卖弄，咯咯笑，还会讲荤段子。你都这把年纪了，这样好吗？’”
“那你觉得呢？”
“我吓了一大跳。之前我乐在其中，根本没想过有什么问题。不过仔细想来确实不对劲儿，我就告诉自己：‘你都八十九岁了，娜塔莎，竟然一整年都那么亢奋。你以前情绪稳定，现在却这样放纵。都是行将就木的老太婆了，怎么会突然像得了兴奋症一样呢？’当我一想到‘兴奋症’这个字眼，事情就不一样了……‘你病了，亲爱的。’我告诉自己，‘你的感觉太好了，你一定是生病了！’”
“生病？是感情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不，不是感情上的，是身体上的毛病。我的身体、我的脑子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才会如此兴奋。接着我又想—该死，是丘比特之病。”
“丘比特之病？”我茫然地附和着。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没错，丘比特之病，就是梅毒，你应该知道吧。七十多年前，在萨洛尼卡的一家妓院，我得了梅毒，那时很多女孩都得了这种病，我们管它叫丘比特之病。后来，我丈夫救了我，把我从妓院带出来，治好了我的梅毒。当然，那年头还没有青霉素。会不会是经过这么多年，我的病又复发了？”
从首次感染梅毒到进一步演变成神经性梅毒，的确可能有相当长的潜伏期，尤其是当原先的感染仅仅受到抑制而没有根除时，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我有个病人叫欧利希，他自己用胂凡那明①治疗，结果五十年之后才演变成脊髓痨（也是一种神经性梅毒）。
不过，我从未听过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有七十年之久，更没听过有人能诊断出自己感染了脑神经性梅毒，同时还能如此平静清晰地和别人讨论问题。
“这个想法很惊人，”我想了又想，回答说，“我是绝对想不出来的，不过也许你是对的。”
她说得没错—脊髓液测试呈阳性反应，她的确患有神经性梅毒，而螺旋菌也的确影响到了她高龄的大脑皮层。现在要解决怎样治疗的问题了。不过另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是由老夫人自己提出来的，条件非常苛刻。“我不知道要不要把它治好，”她说，“我知道这是一种病，但是它让我感觉很好。我乐在其中，现在也是这样，我不想完全否定它。这个病让我觉得比二十岁时更精力充沛、活力十足，这样很好。不过我也知道在事情太过美好时就应该打住。我曾经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冲动，我不想告诉你是什么，那是些会让人脸红的愚蠢念头。刚开始有点小醉的感觉，不过如果深入下去的话……”她做了个鬼脸，“我猜我得了丘比特之病，这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不希望病情恶化，那就不好了；不过我也不希望它被治好，那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得这病之前，我从没觉得这么有活力。您想想，有没有办法让它维持现状呢？”
我考虑了一下。幸好，办法很简单。我给她开了青霉素，这虽然消灭了她脑中的螺旋菌，但并没有根除她脑部病毒引起的变异。
现在娜塔莎既享受着轻微的解放，思想与冲动也都得到放松，又不用担心不能自我控制，或是让病菌危害到她的脑皮层。她希望能这样年轻快乐地活到一百岁。“真有趣，”她说，“这都得感谢丘比特。”
后记
1985年1月，我在另一位患者（米格尔·O）身上也看到了类似的两难情况。米格尔被诊断为患有狂躁症，因而住进了州立医院，医生很快就意识到是神经性梅毒导致了他的狂躁状态。他是个单纯的人，过去在波多黎各务农，因为他有听说障碍，口语表达能力不是很好。不过，通过画图，他能把自己的状况简单明了地描述出来。
第一次见面时，我发现他十分兴奋。当我要他依样画一个简单的图案（如图A），他却兴致勃勃地画出三维空间的图案来（如图B），或者说只是我以为是三维空间。接着他解释说那是个打开的纸箱，他想在里面画一些水果。在异常活跃的想象力的推动下，他没有注意图中的圆圈和十字，而是把注意力停留在封闭的空间上面，再把这个封闭的空间具体化并呈现出来。一个打开的纸箱，里头放满了橘子，这不是比我那单调的图案更有趣、更生动吗？
几天后再见到他，他依然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念头和感觉像风筝一样漫天飘飞。我让他再画一次同样的图形。这一次他没作半点思索，顺势就把原来的图画成不规则的四边形（有点像菱形），然后系上一条线，还有一个小男孩牵着线（见图C）。“男孩在放风筝，风筝在飞呢！”他兴奋地喊着。
又过了几天，当我第三次看到他时，我发现他相当平静，很像帕金森症患者（他服用了氟哌啶醇，安静地坐着，等待脊髓液检测的最终结果）。我再次要他画出那个图，这一次他只是简单完整地复制，而且比原来的图还略小一点儿（服用氟哌啶醇会让人产生写字过小的症状），精细的构图、灵动的生气、丰富的想象全都没有了（见图D）。“我再也不能‘看到’什么东西了。”他说，“以前见到的东西是那么真实、那么生动，是不是我接受治疗后，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死气沉沉啊？”
被左旋多巴“唤醒”之后，帕金森症病人所画的图也有这种特点。通常，要帕金森症患者画一棵树，他们会画一棵小小的、细细的、矮矮的、仿佛营养不良的、冬日里光秃秃的树。一旦病人服用左旋多巴之后，他就会慢慢活跃起来，画出活力四射、枝叶丰满、洋溢着生命活力的大树。如果左旋多巴让他变得太过兴奋了，树就变得异常华丽和茂盛，到处是盛开的鲜花和新生的枝叶、细小的蔓藤和卷曲的花样，还有些不知为何物的东西，以至于在如此庞大的巴洛克式的装饰下，完全看不出那是一棵树。图雷特综合征患者描绘出的画也有这种非常明显的特点：原来的形状、原本的想法，都会被过度地装饰，被所谓的“速绘”淹没。刚开始，他们的想象力只是被唤醒，接着越来越兴奋，越来越狂热，最终变得没有边际、不可遏止。
这是多么矛盾、多么残酷、多么讽刺的事情！内在的生命与想象力，除非因为疾病或醉酒才有办法释放或唤醒，否则可能一辈子被埋没！
正好，这一矛盾也是《觉醒》一书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同样地，图雷特综合征所以诱人，这也是原因之一（见本书第十章、第十四章）。毫无疑问，某些药物，比如古柯碱（我们知道，它和左旋多巴或图雷特综合征一样，都能增加脑部的多巴胺）让人又爱又怕的地方也在这里。所以，弗洛伊德才会对古柯碱带来的*作了令人大吃一惊的评论：“……跟健康人正常的快乐感觉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你很正常，但是很难相信的是，你很快就会被毒品控制。”
关于脑部电疗，人们也有同样矛盾的评价：有时癫痫症会让人感到兴奋、上瘾，而且那些喜欢这种感觉的病人可能会不断地自我诱发这种状态（就像在脑部植入电极的老鼠，会不由自主地刺激自己脑中的“快乐中心”）；不过也有的癫痫病患者会变得平静，获得真正的安宁。即使是由疾病引发的良好感觉也曾真实地存在。而这样矛盾的好感，甚至还可能产生永久的好处，这就是本书第十五章提到的欧康太太与她阵发的“记忆重现”。
我们处在一种奇怪的境况中，过去所有的正常想法或许会被推翻—生病可能有利于健康，正常反而令人不快；兴奋的感觉有可能是束缚，也可能是解放；而事实可能隐匿于酩酊之中，而非清醒之际：这就是爱神和酒神的世界。